文章内容

通常情况下，谷子碾成小米后，米占八成，糠二成，所以俗话讲：八米二糠。八米二糠意指事物固有的、内在的特征，同时还强调凡事要遵从事物自身的规律。不过，这一规律还是有前提的，所谓“谷锄三遍，八米二糠”，意思是只有精耕细作的谷子最后才有所谓的“八米二糠”，随便撒把种子，任其自生自长，未必就有好的成色。谷子营务起来较为麻烦，民谚讲“糜锄两耳谷搜针”，意指谷子苗像针一样长的时候就要进行间苗，而后要进行至少三次锄草和培土，除此，还有株距的要求，“谷子地里卧下鸡，还嫌稀，?秫地里卧下牛，还嫌稠”，培土要厚，便于扎根，稠稀有度，利于稳产。之所以有诸多生产经验，甚至于将谷物的成色上升为人生哲理，究其原因，大概是黄河流域谷子种植的历史较为久远，或者可以说小米孕育了黄河文明。正所谓，“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谷，又称粟、稷。汉语词汇中有“社稷”一词，且多于“江山”搭配使用，“稷”是谷神，“社”为土神。西周起，“稷”被尊为五谷之长，与“社”同祭，由此也可以看出以农为本的古代对于赖以生存的土地和谷物的崇拜。在陕北，民间传说正月初八是“谷”的生日，是继正月初七“人日”之后的“谷日”。每逢这一日，有“顺心”的习俗。这一习俗似乎可以看做是人们对于“谷”的崇拜和敬畏在认知和观念中的延续与传承。

敬畏谷物，是因为谷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于是乎，“米脂”的得名就颇具代表性：“（谷）大率黏不黏两种，其黏者曰秫可酿酒，不黏者可炊饭。关西所谓粟米、小米、谷米者是矣。米脂县境，沃壤宜粟，他郡不及，其米之汁如脂。”除此，对于“谷”的敬畏，还可以从老县志中找到踪迹，民国《佳县县志》在“植物类”“壳属”里记录“谷”。而光绪《米脂县志》则在“谷属”中记载，无论是“谷属”还是“壳属”，“谷”大都在老县志“物产志”里稳坐第一把交椅。

曾经，米是财富的象征，“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烧酒盅盅量米也不嫌哥哥穷。”此等不为物累的爱情，在当下似乎难以见到。而在民俗生活中，农村的红白喜事，过去多有用米来随礼的习俗，依据亲疏远近，随礼的小米一升、二升不等，小米俨然扮演着硬通货的角色。

“米”和“你”谐音，所以陕北民歌中多有以“米”起兴，诸如：“半碗黑豆半碗米，端起碗来想起你。”“煮了些钱钱下了些米，大路上搂柴瞧一回你”“前沟里的糜子后沟里的谷，哪哒哒想起你哪哒哒哭。”浅吟高歌中，暗含着人与米之间密切的联系与深厚的情感。

所谓“煮了些钱钱下了些米”，即是陕北最常见的吃食——钱钱饭或者豆糊糊饭。黑（黄）豆浸泡后再碾子上碾压或者手工逐一敲打成圆形薄片，似铜钱状，故名“钱钱”，与小米一起熬煮，即为钱钱饭；黑豆碾碎呈粉末状或颗粒状与小米一同熬煮称之为豆糊糊饭，不管是钱钱饭还是豆糊糊饭，豆香浓郁，米香醇厚，将两种植物蛋白得到最大限度的融合，增加营养的同时形成独特风味。民间有调侃之语，说米脂人“早上吃了钱钱饭，晌午吃了饭钱钱，黑地（晚上）吃的是黑豆压成扁片片。”略显夸张，但陕北人对于钱钱饭情有独钟则是不争的事实，许多陕北人都是在小时候喝钱钱饭最上面的“米尘尘”长大，从小的饮食习惯决定了一生的口味，一天不喝一碗就不舒服，就怀疑自己上火。过去，豆糊糊饭的稠稀可以折射一个家庭的家境状况，有时候为了增加稠度，提高耐饱程度，待熬好豆糊糊饭，一边搅和一边撒些面粉进去，可以用筷子夹着吃，这是豆糊糊饭的“升级版”——撒面。长辈、男人、长身体的男娃娃才可以享用。

古人讲究，四季更替，适食而食。然而在陕北一地，小米可谓“适时而食”，可以从早吃到晚，从春吃到冬，可稠可稀，可主食可杂粮，可上得了筵席可居于日常。近日又见一走出家乡的米脂人将小米与咖啡融合，以“小米加咖啡”的方式“给咖啡里注入小米的灵魂”，也让有着至少四五千年栽种历史的谷子散发出一股子“洋气”。

近年来，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和商品意识的增加，多有对陕北小米（亦包括其他小杂粮）进行精细加工，精心包装者，小米的身价也随之倍增，甚至成为“地理标志产品”。陕北小米不仅在产业转型、一村一品建设、农民增收方面做出贡献，同时也是对于陕北的另外一种宣传，俨然成为陕北的名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