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1985年，邓从豪先生率山大代表团访日，与日本科学家座谈。


　　1970年末，山东大学一分为三，文科各系合并到曲阜师范学院，承袭了山东大学的校名，生物系合并到了山东农学院，留下来的理科各系和外语系则改名山东科学技术大学；光学系是从物理系分出来，邓从豪先生任光学系系主任。
　　七十年代初期，我们国家还处在“文革”之中，邓从豪先生仍然坚持科学研究活动，除担任基础课教学任务之外，他还主攻激光化学方面的科学研究。这些成果写成的学术研究报告，得到了母国光教授（后来，母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的高度评价。文革结束时，邓先生取得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物理学报》《中国科学》等顶尖杂志上。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是我国划时代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次大会设立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表彰在“文革”中坚持科学研究并取得重大成果的科技人员，邓从豪先生获得了这项殊荣。
　　1974年，国家组织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赴美借鉴美国科学研究的经验，邓先生被选中，成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成员。代表团一行，参观访问了美国的多所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收获颇多。回国后，邓先生写的《出国参观考察报告》受到重视，应邀到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多所高校和中科院研究所作报告。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下，对于我国科学研究重新走上正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邓先生的赴美考察报告，受到了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广泛好评。
　　访美期间，邓从豪先生结识了美国航天局空气动力学国家实验室研究员王正鼎先生。王先生是著名华裔科学家，研究课题是平流层及其以上空间里气体的动力学行为。他们的研究课题很有特色，借助美国航天局的优势，用航天飞机可以釆集到不同气流层的气体样品。
　　邓从豪先生与王正鼎先生，后来互相邀访，成为朋友。
　　邓从豪先生希望尽快建立山东大学的化学动力学实验室。王正鼎先生在与邓先生交流时，也建议山东大学要开展气象化学动力学的研究，他们之间还探讨了某些细节。邓从豪先生向学校打了报告，征求了老师们的意见，组建了科研人员队伍；学校在财力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还拨付了钱，表达对“化学动力学实验室”的支持，算是化学动力学实验室的“启动费”。
　　恰在这时，王正鼎先生即将启程来华访问讲学，第一站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第二站就是山东大学。王先生表示，他可以代购仪器，随飞机携带到北京，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和托运费，还能省去不少关税。那时，中美双方有协议，用于教学、科学研究的仪器，从美国进口时可免收关税。
　　邓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那个时代美国的仪器非常先进，都是我们见所未见的，邓先生非常希望能从美国引进先进的实验仪器和装备，但那时经费短缺，科研条件很差。
　　当时王先生已经订了机票，一个月后便飞抵北京。
　　时间紧迫，立即行动。邓从豪先生委派顾月姝老师（当时顾老师负责筹备化学动力学实验室）负责找校长签批，按程序到科研处、财务处、设备处等相关部门办了手续；按照吴富恒校长“急事急办”的指示，一路绿灯，获得了教育部、海关总署的批文和换取外汇的指标。学校财务处以最快的速度，把美元汇到王先生的账号，王先生对照几家公司的报价，与邓老师协商和反复合计性价比后，终于购买了两台微型“液晶显示示波器”（当时国内罕见），用以显示“反应动力学速率常数随时间变化的结果”。
　　1982年末，王先生亲自携带两台微型示波器，登上了通往北京的航班。王先生到达北京，住进友谊宾馆，电话告知邓先生：仪器被扣北京海关了！
　　邓先生心急火燎，因为数日后王先生将来山大讲学，要当场演示仪器操作，时不我待！
　　学校派了设备处的黄尔堂老师。我和黄老师一同到北京提货。这是一场不太顺利的旅程。
　　到达北京后，我们住在教育部招待所，安顿完毕，我们马上去找我校设备处的罗志老师（当时他临时借调到教育部）。罗志老师领着我们在教育部大楼里转了好几个部门，教育部出具了给北京海关的免税公函副本复印件，我们拿到了请予放行的信函。
　　然后，需要去找王先生，拿仪器的发票，以及王先生自带仪器原因的说明。
　　我是第一次到北京，邓从豪先生便嘱咐我去找邓鲁（邓先生的儿子，当时在中科院理论物理所读研，后留学美国，是著名激光物理学家，现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让邓鲁和我一块去。找到邓鲁后，我们去见了杨国祯先生（杨先生是邀王先生来华讲学的主请人，是邓鲁的硕研导师，后来当选了中科院院士）。杨先生请我转达他对邓从豪老师的致意，并告知了王正鼎先生去济南的航班，及飞机抵济的时间。
　　我和邓鲁到达友谊宾馆，见到了王正鼎先生和他的夫人李老师，一见如故，分外亲切。李老师原籍青岛，1949年去台湾省，后留学美国，与王正鼎先生结为伉俪。他们夫妇为祖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可能因为都是山东人的缘故，李老师与我俩很聊得来。她还称赞了邓鲁，像爸爸一样既阳光又帅气。我们从王先生手中接过各种证明材料。
　　我购买了北京地图，决定自己按图索骥去找北京海关，于是劝邓鲁回物理所，但邓鲁执拗地要陪我一块去。我们俩转了几次公交车，从西城区的友谊宾馆来到东城区的台基厂，打听着终于找到了北京海关货仓。
　　待我们说明了情况，北京海关职员查看了我们的证明材料，说我们的仪器只能到山东海关提货，在北京办不了。他们贴上北京海关的封条，盖了北京海关的公章，让我们自行带仪器到山东海关启封。
　　与邓鲁分手后，我带着两个木头箱子回到教育部招待所，向黄尔堂老师作了汇报。黄老师向罗志老师说明情况，借了钱交给我，帮我买了当晚去青岛的硬卧票。携带着宝贝仪器，我赶去北京火车站；刚上车，列车就启动了。
　　次日凌晨，到达青岛站。下车一打听，海关不远。我步行到海关大门口。时间还早，海关人员未上班。等到海关职员来了，我简述了在北京海关的情况，并交给他们所有证明材料。查验后，海关人员说，提货、启封要交300元保管手续费。
　　我电话请示邓先生，邓先生告诉我去找蔡国楷、佘敬曾夫妇帮忙。蔡国楷、佘敬曾夫妇两年前由山大调往山东海洋学院（今中国海洋大学），蔡国楷同志曾任党化学系总支书记，佘敬曾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与他们都很熟悉。我把盛仪器的木箱子留在海关，疲惫不堪地去山东海洋学院，找到了蔡书记家。
　　见到蔡书记，来不及问候佘先生，我急忙简要说明了此行目的。蔡书记听完，立即与我一同前往校财务处。在山东海洋学院财务处，蔡书记做担保人，为我代领了一张300元的支票。拿着支票，我觉得身子都变得轻快了，几乎是小跑着回到青岛海关。
　　海关职员撕掉封条，用羊角锤打开木箱。退去木箱里面的塑料泡沫，重量轻了不少，我的心情也随之轻松了很多。我在青岛海关招待所简单吃了早点，稍事休息，便带着仪器，乘火车返回济南。当我把仪器送到实验室，顾月姝老师等早已在那里等候。
　　王正鼎先生带来的这两台“液晶显示器”示波器，摆放在了“化学动力学实验室”。这台示波器与我们当时国内的“阴极射线管显示”型示波器相比，非常先进。当时在我们极少见到“液晶显示器型”示波器，老师们啧啧称奇。
　　我这般折腾了一番，总算不辱使命！
　　1989年冬，王正鼎先生再一次应邓老师之邀来山大讲学。讲学结束后，王先生要到青岛去，我受邓先生委托，陪同前往。
　　（作者为化学与化工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