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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 间：2010年12月11日上午
　　地 点：中印楼二层会议室
　　主 办：校党委宣传部 中文系
　　主 持：孟建煌（中文系主任、博士、教授）
　　朱谷忠（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原秘书长）：王鸿是一位富有活力、一直在寻求突破的作家。他的小说更加切近了生活的本质。其中的情节设置、形象刻画、心理描写等，无不透露出作家的沉着和力度。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所阐释的，是一种对故土和故土人物凄苦命运的关切。王鸿的许多小说背景都放在过去被称为“界外”的忠门半岛，他以一般作家少有的角度，透视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影响这种生存状态的社会文化心理。他的小说中，对带有屈辱、压抑生活的描述，或者对人物命运和内心挣扎的描述，都带给读者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他的目光总在深层中，对变迁的历史、人的内心情感以及地域文化性格进行深入的打量，这是王鸿小说中不可忽视的维度，也是极有价值的一个视角。王鸿小说的价值将不断地被挖掘和发现。希望他能融入全国小说创作行列，培养自己更大的气派，更自由的心灵空间，有更多更好的作品走向读者。
　　孟建煌（中文系主任、博士、教授）：阅读王鸿的小说集《台北来信》，一种久违的亲切感和感动不可抑制地涌上心头，一气呵成，却留有余味。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层的民族感和人物的悲喜命运在作者娴熟的笔下得到呈现。生的困境、死的不可避免、命运的无可奈何，却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延续着。显然王鸿所关怀的中心是那些生活在故土，或穿梭在故土与外在之间的底层人物的命运，他们或许可以看做是一代人或一部分地区的“寓言与象征”。由此可以看到即使在看似娓娓道来的故事背后，无可掩盖的是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不论是生还是死，都是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与探索。王鸿无意简单罗列故土的诸多记忆，他从自己生命体验出发，运用丰富的生活积累与纯熟的语言技巧，精心建构小说的故事情节，凸显人物身份的定位与困境，命运矛盾双方之间的交杂与碰撞，在故乡的“爱”与“困惑”交缠中寻找“出口”。小说里残留的对命运的疑惑，对人物身份与命运的建构，虽略显单调，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想象空间，成为读者介入文本的“邀请函”。
　　石华鹏（《福建文学》主编助理，小说编辑）：我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具备两点：一是好看，二是有味道。我读王鸿的小说，首先被故事吸引住。当我把小说看到最后一页时，发现故事的背后，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小说就是有味道的。王鸿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台北来信》。这个小说最令我感动的就是把人的命运感写出来了，这是很难的。当这本小说合上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思考人生。他的《无处复仇》是一部很深刻的小说，《我们是害虫》则总结了“70后”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看了以后都让人有很多感慨。王鸿由写诗转到写小说，语言凝练，珍惜笔墨，容易形成有冲击力的叙述。
　　杨雪帆（莆田市文学院副院长、《莆田文学》编辑部主任）：小说是王鸿观察世界的方式。他是个沉着、客观的叙述者，重视情节，善于发掘故事的精彩。他的小说风格内敛、沉潜、细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徘徊，但无一例外地显出了记忆本身的重量。我之所以写下《深层记忆：王鸿小说的基本构成》这篇评论，主要基于我对王鸿的了解。我认为，每位作家写的故事都不是偶然的，它里面一定有很多值得挖掘、思考的东西，它一定与作家的生活、工作、阅历、世界观、人生观有关系。我无法想象一部作品能孤立于作家的生活之外。
　　徐 蔚（中文系博士、副教授）：王鸿的小说给我以特别的感触，我能从中感受到他一以贯之的朴实和认真，特别是湄洲湾系列乡土小说。他关注的侧重点不仅是故土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也不单纯是一种故园的守望。他的小说与鲁迅等人的乡土小说又有不同。他的笔端呈现更多的是若干特定时期故土生存状态的图景，以及被现代城市文明扩张入侵增添的未可知的命运变数。在阅读过程中，使我不断产生对这种熟悉而陌生的风土人情的共鸣，还夹杂着具有普遍性的对于命运挣扎的感触。形成王鸿小说独特风貌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他早年诗歌、散文创作的积淀，二是他在求学、工作后与家乡若即若离的距离。这使他的作品有一种视觉的距离、沉淀的记忆以及散文化的倾向。其中有抑不住对乡土平心静气的思考与责任感，而这种关注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所以他的小说有一种抑郁、抒情的调子。《台北来信》这篇小说，似乎又预示着王鸿未来创作的多元发展，从中可以感到他的一种企图和努力。
林金松（《湄洲日报》原专刊部主任）：王鸿的小说往往着重刻画一个人物，收入《台北来信》的六个中短篇就是如此。这样的好处是主人公好像斧劈刀削，使人过目不忘。他把主人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以时空变幻映衬人物运遇的跌宕起伏，人物也就显得有血有肉，这是王鸿的高明之处。王鸿的小说多以自己熟悉的莆田沿海为背景，其中寄寓着他对故土的思念、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怀；当然，也有自己的影子闪烁其间。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这从他的小说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此番我关注的是他的两个中篇———《台北来信》和《我们是害虫》，从中可以看出王鸿求新求变的可贵探索。《台北来信》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作品主人公的别离是我们这个灾难深重民族的一个缩影。《我们是害虫》相对轻松些，王鸿为读者展示了社会转型期的人情冷暖，展示了千年之交万象纷呈悲欣交集的风情世相，容易引起“70后”同龄人的共鸣。但理性思辨居多，有些思想大于形象。
　　林仙久（《湄洲日报》专刊部主任）：王鸿小说里，有两个场面给我深刻的印象，一个是“送秋”，另一个是“逐凶”，场面氛围营造得非常好，是小说中的亮点。《送秋》写得很有历史感，是他早期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中秋节本应渲染出一派喜庆的节日场面，但是他却刻意在此安排一幕悲剧，契合了鲁迅把美的东西毁给人看的说法。
　　宋向红（中文系博士、副教授）：王鸿这部小说集按时间排序，体现了他的日臻成熟，而这种成熟是对乡土小说的不断超越。首先它表现在前期小说有比较鲜明的地域特色，尤其是湄洲湾畔的风土人情等，较为注重文化的眷恋和批判，在批判中带着眷恋。而到了后期创作，他更多地介入当下的生活，特别是很细腻地挖掘出乡村人在城市里的精神状态，以及在时代浪潮冲击下人物内心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种静观。《我们是害虫》和前期小说风格不太一样，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主人公唐篁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困惑之后，变得薄情寡义，实际上是为生活所异化。这个小说描写了“70后”的生存状态，具有现代派意识流小说的风格。唐篁的掉牙梦境需要读者仔细解读。王鸿的小说里常用孩子清亮的眸子来观察世界，避开了复杂的人际关系泥潭和虚伪的掩饰，展示了更高度的原生态。他做到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的交叉运用，有效地弥补了纯儿童视角的缺陷。
　　林落木（秀屿区作家协会副主席）：王鸿是湄洲湾北岸的赤子，他的小说有一种历史的深邃感和人生的深刻度。他一直在寻找深藏在自己生命内部的梦想。这是王鸿湄洲湾系列乡土小说，也包括中篇《台北来信》最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之一。但王鸿并不满足于对着梦想说。他小说写作也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力，即为家族，为家园，为生他养他的湄洲湾故土著书立传。王鸿小说最可贵的地方，即有着存在感，即便并非完全出于强烈的创作自觉。这是王鸿小说另一个最基本的审美价值取向，在《我们是害虫》中体现得最为集中、突出。湄洲湾系列小说存在感就淡薄了些，行文间充溢着诗情画意，或多或少冲淡了批判力量和清醒意识。《我们是害虫》对生存法则和现实竞争有着纵向深度及横向广度的切入和展开，让我体会到现实中青年生存的无奈，的确写出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很多特征。但我相信，王鸿的小说道路并非到此为止。只要他愿意，就会做得更好。
　　王 鸿（《台北来信》作者）：整整一个上午，我一直都在聆听。在座的每一位发言，我都认真地作了记录。因为我知道，今天这个充满关爱与友情的研讨会，必将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刻下难忘的印记。它对一位青年作者成长历程的探讨、对一部小说集标本式的剖析，甚或超过了作品本身的价值与意义。这里头，包含着各位前辈无私的指教和提携，包含着各位老师深情的勉励和期待，包含着朋友们真诚的提醒和建言，一样的弥足珍贵，一样的令我动容。我要把大家今天的肯定，当作一种温暖的鞭策，更加广博地学习，更加清醒地观察，更加努力地写作。我要把今天看作一个全新的起点，踏踏实实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