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寒假，我在亲戚 A 开的清真饭店里一边当服务员，一边开展我关于“城市回族的饮食实践和认同表达”的田野调查。这个选题一方面是出于个人兴趣，另一方面也是自认为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一个绝佳的田野对象。集合了女性、饭店经营者和穆斯林三个身份的亲人 A 人生经历丰富，适合我对她展开个案研究。本以为跟最熟悉的人做田野便能省去许多麻烦，不用花时间建立田野关系，然而该有的麻烦却一样没少，重重难关让我踌躇难行。
田野遇到的第一个下马威是“灯下黑”的情况。我有几个亲戚都是从事饮食行业的回民，因此我打小就在他们的夜市摊位上玩耍吃喝，可以说，当时半个夜市的回民老板都认识吃得胖乎乎的我。但就是因为太熟悉回族饮食的人和事，我反而缺乏对寻常现象中不寻常之处的敏感。例如，导师康丽老师曾提醒我个体在现实中会用不同策略维护民族性的饮食规则，然而在这之前，我却从未注意到这些策略的不同之处和背后的原因。由于我的迟钝，田野调查一时毫无进展，只有日益精进的端饭技能给我稍许安慰。康老师劝我静下心来沉入其中，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记录事实，最重要的是不要忘了问题意识。照做之后才发现，只有当我真正作为饭店的一员，参与到日常经营的互动中时，看似重复和单调的日常生活才揭开了它的伪装，向我展示了清真生意的复杂与不易，以及亲戚如何实践自己对“清真”的维护。比如，亲戚大部分时候特别抠门，她常常抱怨店里师傅自己做饭吃的时候用了太贵的食材，埋怨他们老吃鸡蛋，“一块钱一个，可贵了！”冬天菜贵的时候，亲戚会直接禁止师傅们吃价钱贵的菜。曾经就因为他们炒了青菜吃，亲戚前前后后念叨了一个星期。然而，亲戚在食材品质的坚持上却显得格外大方。在她看来，“清真”意味着干净可口的饭菜，也是清真饭店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就油泼面用的青菜来说，她让相熟的菜贩每天给她留品质最好的一批。而一旦菜叶有发黄的情况，就立刻扔掉，哪怕是冬季蔬菜价格最贵的时候也毫不手软。帮工在这里帮忙盛面时，她也会严格控制出品，端出来的每一碗都要过目，如果份量过少就要端回厨房重新制作。
伴随着我的打工和田野双重生活的，还有一种深深的分裂感，这也是我遇到的第二道难关。“在多大程度上才能算做一个地方文化中的局内人？如何处理在描写自身文化时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双重身份？局内人如何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田野过程中，这些问题是我必须不断面对的。“近乡情更怯”，面对熟悉的人和事，我久久未敢下笔。甚至连田野调查的过程也充满着两难的煎熬——从每天缠着亲戚讲述她人生经历中大大小小的细节，到强行参与到亲戚的饭店经营中，我的局内人身份似乎并无太多助益。我只告诉亲戚我在写论文，需要了解一些“您和您饭店的一些事儿”。向亲戚提出要求的时候，我甚至觉得难为情，害怕一向强势的她嫌弃我耽误生意，说不定哪天就让我收拾铺盖走人了。出乎意料的是，亲戚二话不说地配合我。在每晚的闲聊中，在每一通电话的确认中，在一个个零距离的观察中，“回民”这个对我而言最熟悉又最陌生的群体，在个体的人生经历中重新得到具像化。
出于一种不自信的心理，我试图在写作之前找到一种能够统摄全文的理论，随后便发现这无异于削足适履。如果能将看似平静枯燥的日常背后暗藏的汹涌波涛呈现出来，就已经找到了从个案指向普适的关窍。如今，“自我”的魔盒已经打开，我只需鼓起勇气，踏入这个我忽视已久，却早已镌刻在血脉之中的开封回民的生活世界。对研究者而言，当研究对象由“他们”变成“我们”，民族志的书写也就经历着从表达差异到表达认同的转变。我想到露丝·贝哈（Ruth Behar）所说的，自我书写的“失败不在于加入个人化的声音，而在于没有很好的使用它，没有深思熟虑地处理好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知识与情感方面的联系。创造性地运用个人化的呻吟，就能够引导读者进入严肃的问题”。那么，民族志中自我叙事意义何在？与传统民族志相比，如何对它进行质量的检验？面对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自我民族志的实践者们反对使用传统民族志的评价标准。他们认为，就信度而言，民族志文本诗性和政治性的特点使得其本身就不具备唯一的真实性；就效度而言，应该将作品能否唤起读者共鸣作为一种指标。正如露丝·贝哈提出以“动情的书写”进行自我文化关照的同时，也会引起读者的回应——“你若动情书写，他者也会真情回应” 。
第三关便是田野伦理了。田野伦理是民俗学研究者在进入田野前就应做的必修课。美国民俗学会的伦理声明指出，民俗研究是一项人类事业，因此个人承担着伦理和科学的责任。他们的研究工作不能损害其研究对象、专业同行、学生或其他人的利益。根据巴莫曲布嫫的总结，伦理意味着研究者“做正确的事”，对文化规范保持敏感，做到学术研究过程的诚信和透明。严格遵守田野伦理意味着研究者需要事先获得搜集数据的权限，还要保证受访者对成果的知情同意权。看似清晰明了的伦理原则落在我的个案研究上，顿时变得棘手起来。面对自己的亲人，我还需要以签署知情同意书的形式证实他们的知情同意权吗？如果告诉店里的顾客我在做研究，会不会吓跑人家，影响亲戚的生意？另外，在对亲戚进行访谈的过程中，无论我怎么写怎么问，只要说一句“论文需要”，就能挡掉对方的迟疑和不情愿。那么，我是否是在用自己的前途胁迫对方交出本不想暴露的隐私呢？如今反思起来，跟最熟悉的人做田野，往往有可能掉入一种亲密关系的陷阱——研究者用自己的利益对受访者进行道德绑架，从而将彼此置于不平等的田野关系中。最可悲的是，研究者对这种不平等往往浑然不觉。
随着技术进步和学科的现代转型，如今做民俗学研究的人在田野调查的方式上有了更多元化的选择。然而无论如何变化，研究者的深度参与都是完成这场学术道路的“成人礼”的核心要义。哪怕是跟最熟悉的人做田野，也要面对重重难关。不过，这些难关也是成长和反思的契机。田野调查的过程不止有难关，还有咬紧牙关后有所收获的喜悦——就像我在做服务员时，收工后的那碗油泼面。抄上一筷子筋道的面条，配上泼油后更爽脆的青菜豆芽，酸辣咸香的完美配合让人根本停不下筷子。吃完这碗面，我便有了继续过关的勇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