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啪”的一声，一个瓶子从教室后排砸到前面，骨碌碌地滚到讲台下，这是我的学生送给我的见面礼。那双犯了错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看出了一丝害怕，还有一丝试探，没看出羞愧。我心里明白，他们想看看这个站在讲台上的陌生人的底线在哪。
我故作镇定地捡起瓶子，走到他身边递给他：“想喝水就举手说，我会允许的。”他没有接：“老师，其实我是扔给他的。”教室里响起一阵哄笑。我转过身，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走去：“你渴了？”这个男孩显然被突然传来的球打了个措手不及，好在他很配合地接过瓶子喝了一口，才不至于让双方都下不来台。
回到办公室，我一屁股坐下，舌头根酸酸的。这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我像一个溜进厨房的窃贼，不小心打翻了调料罐，各种滋味直逼过来却没法呼救——明明昨天的我还不是这样。
我是很热爱这份工作的。入选中国海洋大学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云南服务队的那天我激动得一宿没睡，好像第二天就要出发了似的，想着一定得教个“得意门生”出来。出发之前，亲朋好友对我说：“到了那边你可得吃苦啦！”面对他们的不舍和担心，早已下定决心的我大言不惭地填了一首《沁园春》。虽然文笔粗浅，但也极尽表达了我想干出一番事业的豪情壮志。可现实却跟我开了两次玩笑。
我所教的是绿春县第一中学初二的“地方性与学校课程”，这是云南省的特色课程，学校也是第一年开。当我拿到这本名为《云南历史文化探究》的教材时一脸茫然，不只是因为陌生，更是因为它怎么看都不像个教材，更像是一本课外读物。这与我之前踌躇满志，对自己“能教语数外，兼通物化生，还懂政史地”的定位简直天差地别。我在电话里把我的困惑和不甘跟奶奶倾诉，半晌换来了她一句只有她们那个年代的人才能说出来的话：“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
是啊，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上阵杀敌是革命，为解放军烧饭纳鞋也是革命，谁也离不了。于是我重拾斗志，努力备课，力求把课讲得精彩，让每一个孩子有所收获。当我信心满满地走进我人生中作为老师的第一堂课，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我心灰意冷，怀疑起自己的能力。绿春的天阴雨绵绵，我就像天台上那朵渴望阳光的花一样渴望着“救赎”。我尝试着主动和孩子们沟通，用他们的方式跟他们打招呼，可依然得不到积极的回应。有个孩子竟然无视我的主动，在我跟他挥手示意的时候把脸扭到一旁。
雨季没有晴天，我也一直没找到跟孩子沟通的方法。那天去学校门口买早餐，突然想起这个孩子在这家店帮过忙，于是试探着问老板娘：“您家孩子是在一中上学吗？”听我这么一问，老板娘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是啊，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在一中。您是老师吗？男孩子，调皮，不听话你就揍他……”第二天在走廊偶遇，他快步走到我面前，双脚立正，左手五指分开地给我敬了个他发明的“礼”。我顿时忍俊不禁，原来跟孩子们沟通的有效办法就是让他们体会到对他们的关爱啊！跟他妈妈聊了两句，在他看来就是“老师在意了我”，是值得跟同学们炫耀好几天的。
渐渐摸清了孩子们的心思，上课也就轻松起来。那天讲“七擒孟获”，时间关系只讲了“五擒”。下节课刚走上讲台，一个小男孩指着我说：“老师，你上节课差我们‘二擒’，讲不完别想走！”我笑着说：“放心吧，说七擒就是七擒，不会欠你们的。”那一刻我也明白了我这门课的意义：就像东北孩子要特别知道“九一八”一样，云南孩子也要知道他们的历史。也许现在他们还不理解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意义，但是只要我埋下了这颗种子，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等到条件适宜的那天，它自然会萌发成参天大树。我所幸我做的一切都有意义，我想这也是支教的意义吧！
绿春的雨季结束了，我在天台欣赏着久违的夕阳，终于完成了自我的“救赎”。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第 23 届研究生支教团云南服务队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