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日升月落，行吟江湖，有些人心里是轻松的，有些人则是落寞的。
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类人比文人更懂得江湖的滋味。一方面，他们流连魏阙，渴望一生所学能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在不断的辗转奔波后，他们见惯了朝堂里的蝇营狗苟，受够了明枪暗箭的中伤，那种如蚁啃食的痛感又让他们怀念起江湖的简单与安宁。而当他们真被放逐江湖，多年来的委屈与不甘又使得他们逐渐黯淡的魏阙之心再度被点燃。于是，在不断的来来回回之中，有人了悟，发出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的感喟，从此后自得其乐，随遇而安。有人则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在等待与徘徊中蹉跎一生。
在唐初一百多年间，魏阙是被文人提及最多的字眼。这一时期的文人，个个激情饱满，斗志高昂，他们年轻，健康，充满活力与朝气，时常眺望帝都做着建功立业的美梦。 “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意气风发的气势，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整体呈现出一种蓬勃的少年之气。只是这种气势并非唱彻整个时代，越接近时代尾声，气势也就越低回、孱弱。于是，到后期，吟咏魏阙的诗少了，投身 “江湖”的诗却多了。
譬如四季的更替轮回，每一个时代，文学的气运总随其季节的更替消长沉浮。当一种文学经历了它的发芽，开花，结果之后，必然要经过一个季节的凋零，而后才会重新焕发生机，开始新一轮的更迭，这是文学的命数。
自唐以来，或许晚唐被称之为最堕落的一代。这一时期的诗歌连同他们的政治一起，常被后人钉上十字架送往刑场，接受审判与责问。黄叔粲责其曰 “唐诗至中晚之世语愈工则意愈薄，而格亦渐卑”，蔡居厚言其 “气韵甚卑”，罗大经指其 “绮靡乏风骨”，王世懋斥其“萎靡无足言”，清人贺贻孙称其 “诗至中晚，递变递衰”。统观来看，这些评论多集中于 “风骨”的讨论，这是晚唐诗歌的硬伤。与初盛唐相比，晚唐既非有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健朗，也无 “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的阔大，甚至连中唐时期的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肃然一振也无。到了晚唐，诗似乎已经步入了它的暮年时代，这一个个感时伤事的诗人们，正如一个个风烛残年的孤寡老人，不是抚古伤今，就是各自画地为牢，纵情享乐。于是，颓废、低迷、哀婉、感伤，成为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
然而我们不该如此苛责这一代诗人。他们成长于晚唐抑郁苦闷的风云之中，虽也抱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志向，但现实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地破碎的影子。 “晚唐诗人用一切皆无法长驻的眼光，看待世事的盛衰推移，普遍表现出伤悼的情调。”这种伤悼源自于那个时代的衰朽。 “安史之乱”几乎耗尽唐王朝所有的气力，虽宪宗时期一度出现中兴气象，可随着这位帝王的凄然离世，留给后代的仅仅是一件剩有华丽外观的躯壳。大唐的气数将尽，藩镇崛起，甘露之变，牛李党争，外部时局的动荡，内部政治的耗斗，这仅存的庞大的躯壳正在一点点被侵蚀。昔日的繁华已不再，希望的曙光也一次次被掐灭，处在这样一个抑郁低沉的时代中，每个人都累了，倦了，故而 “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他们只能从内心世界探索出路，找寻抚慰时代创伤的解药。于是，我们看到，晚唐诗人群像大抵是这样：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幽冷孤僻者，是贾岛； “红丝穿露珠帘冷，百尺哑哑下纤绠”，纤秾绮丽者，是温庭筠；“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松花”，奇崛瑰丽者，是李贺； “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浑厚苍凉者，是杜牧； “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闲散自持者，是陆龟蒙……这一群诗人是将一个时代的伤痕转为自身伤痕的无限扩大，是从无限琐碎的世俗生活里流露出他们的漠漠轻愁， “内抑郁则外扬为声音”，这非是诗人的选择，而是时代的选择。
晚唐的诗人们，正如罗时进所说： “所置身的晚唐是一个使人虚负凌云之才，一生襟抱难开的时代。经济的崩溃，皇权的消解，科举的糜烂，吏治的腐败，使人们被现实的黑暗围绕着，压抑着。他们不但不可能像盛唐士子那样充满自信，狂放淋漓，也不能像中唐士子那样投入统治集团的自救，期望中兴。报国无门，万念俱灰，使晚唐士子有着加倍的抑郁和苦闷。”
这是晚唐，亦是晚唐诗人最后的绝唱。他们醉心江湖，醉心歌楼，醉心绮丽香艳的风景，但他们是清醒的，他们看到一个王朝在急速衰朽，然而连他们的帝王都如此低沉、绝望，他们无法从一盘死局中杀出一条生路。于是，他们选择了江湖买醉，企图以林泉之乐麻痹己身。只是酒醒之后，当他们登上层楼，面对着京都远眺，他们看到的是西沉的夕阳，是浩渺的江水，是满天的风雨纷纷扰扰下西楼。遥想起昔时士人歌咏黄昏之作：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一个时代，驮着一腔暮色，无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