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大学 - 《河南大学报》
路漫漫其修远兮
作者： □朱香岩
六岁那年的一个雨天，妈妈要带我去姥姥家。平时我们只走土路，那是条近路，全程不过八里地，但需要穿过一片又一片的玉米田、棉花田，在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上颠簸行进，路边草丛里时不时还会爬出一条蛇。但那次，雨下得实在有点大，土路根本没法走，碰巧家里刚刚买了电三轮，妈妈就带我从大路上绕了过去。
那是我第一次见“大公路”———直到现在我都这么称呼它。十几年之后，当我见到了泰山的伟岸，见到了渤海的波澜，都没有产生当年的那种惊喜和震撼。回家之后，我拿“大公路”这三个字跟奶奶吹嘘，跟同学们显摆，我还睁大了眼睛问了爷爷一个问题，“是不是天安门广场前的大公路也这么宽啊”。那条路东西延伸，离我家不过四里，但在我物质和精神都颇为贫乏的童年生活中，这确实是见过的最大的世面了，直到现在，每当看到宽点的路，我依然总感觉是东西方向。那是220国道，是我家附近最宽的一条公路，也是最“排场”的一个地方。它和其他公路都不一样，它的沥青是夺目的黑色，上面画着各种白色的实线、虚线、直线、折线，有的地方还画着特别漂亮的自行车。
见过这条路一次之后，我要死要活地求着爸爸再带我去，但被他训了回来，毕竟，地里有那么多农活要干，谁有空去看公路啊？而长大后第二次再见，我已经没有儿时的懵懂，也再没有将这条路神化了。
我是山东人，在外省人眼中，山东一个经济和教育都很发达的省份，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青岛、威海、烟台的繁荣，而不是整个山东的全貌。十几年前，大部分农村地区都处于封闭而落后的状态，能打破这种封闭的只有两种人：大学生和农民工。前者一般是一骑绝尘，走了就再也不会回来；而后者，其实都是到处漂泊，从未离开原本的生活。这两批人，是打不破农村与城市的界限的，所以我们才封闭了这么多年。其实，农村是一种社会关系极其稳定的共同体，中国历史告诉我们，在这种稳定的关系下，只要有了衣食的基本保障———那种不带有一丝浪漫和理想色彩的近乎于活命原则的保障，农民们就会十分满足，这是一种有极大的历史惯性的社会心理。因此，很少有农村能够靠自己走出贫困和闭塞，在村民们看来，这似乎没什么必要。农村像一群还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的孩子，幸亏有人愿意牵着他们，耐心地劝说，细致地引导，否则，他们可能永远都长不大，长不好。
还是那个村子，还是那些村民，但现在村里的景象已与往日大不相同。初三那年的一个周末，我回家的时候，在村外几十米远的地方就听见了隆隆的机器声。走到村口，发现村子大变了样。熟悉的土路都被平过了，上面已经盖了厚厚的水泥，还没干透，路边拉起了警戒线，只留下墙根的一点地方走人。在这之前，我听到过别的村子修路的消息，也知道这是早晚的事，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才一周没有回家，整个工作已经完成了一大半，这可是一个有两千人居住的村子啊。这种毫无准备的惊喜甚至让我手足无措，整个周末，我都有些兴奋过度，拉着爷爷奶奶打问各种细节，就这么欢快着，激动着，享受着机器美好的噪音。
第二周回家的时候，路已经干透了，路边有乘凉的老人，轻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呱；路上有玩游戏的孩子，高声喊着伙伴们的名字，你追我赶，踩得地面啪啪直响；路边菜畦里有没长成个的狸花猫，缩紧脖子，直竖起尾巴，试探性地扑着黄澄澄的蝴蝶。每次回家都会见到这些，但换了张背景图之后，意境大变———以前我愿意称之为无所事事，而现在，却是静谧安详。
两周时间，一个村子实现了水泥路面全覆盖。这真的很快，快得让人们惊叹“跟做梦一样”。后来，我一次次亲眼见到了这个过程，渐渐适应了这种速度，充盈内心的也不再是大惊小怪的奇异，取而代之的，是格外踏实的安全感。高考结束后，我每天去镇上驾校学车，需要走220国道，也就是当年那条“大公路”。当时，220已经有些旧了，一些路段更是出现了不窄的裂痕，有大概五公里的路段需要重修。每天傍晚回家相比早晨去的时候，都能看出修整的明显的进展，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整个路段焕然一新。我跟大学同学夸耀家乡的效率时常举这个例子，还要再强调一句，“那是在我眼皮子底下修好的”。
当年，我们的路是用双脚踩出来的路，是用镰刀割出来的路，是用锄头平出来的路，踩出一条路，得用数年；割出一条路，得用大半年；平好一条路，得用一两个月。今天，我们走的路是压路机压出来的路，修小路，需要半个月，修国道，需要一周。“要想富，先修路”，今天，我们有了能走车的路，于是，村民一批一批地走了出去，资源一车一车拉了进来。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村庄，在欢快地长大，长得既温暖，又甜美。（作者系我校文学院2018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