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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堂里，有太多涉及党史的内容。

最初的时候，都是自己讲，采用最传统的授课方式，满堂的配图、文字加娓娓道来。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按时足量的完成大纲任务要求，缺点也显而易见，生动鲜活的历史往往变成简单的名词和结论，失去了原本的魅力。

有一次，学生问我：

“老师你平时看什么书？”

我说：

“历史类的。”

学生转过头来问：

“是我们书上的？”

从他的神情我确信，他说的是他手上那本统编教材。

历史的真实绝不仅仅锁定在教材里，也绝不仅仅是眼前没有生命的文字。我要让他们知道。

后来，但凡课里涉及党史，都选择随堂文本阅读的方式，布置一些文本翻阅查询的作业，让学生自己找。

比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苏俄输出革命”还是中国人独立自主的产物？这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有趣的“谜”。党究竟是哪天成立的？这犹如一个人不记得自己的生日一样，令人纠结。一大的开幕时间已基本达成一致，即1921年7月23日，但闭幕时间却依然众说纷纭，有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说法，有待继续考证。还有，会议代表到底是12人还是13人？现在基本敲定为13人。事实是，这个当时全国只有50个左右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小党，诞生在兵荒马乱之中，会议仓促而秘密，中间还转移了会场，装作旅游团在船上才把闭幕式开完，会议结束后代表匆忙离开。不久，因遭搜捕，所有大会文件全部丢失或销毁，会议代表的记忆又十分模糊，这次会议情况逐渐成谜。

1957年，戏剧性的转机出现了。这一年，苏共中央将原共产国际档案中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如数移交中共中央，存放于中央档案馆。人们在这批档案中发现了几份俄文的一大会议文件，大致还原了一大的主体面貌。这批文件被转译为中文，编入文献集后，研究者大量引用。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被看作是一大通过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最重要的文献。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书出版。作者宣称：“本书的学术水平将超过中国为纪念中共成立80周年而计划出版的有关中共创建史的最新著述。至少，在回归历史现场，审慎考证史实方面不会落于人后。”作者搜集了中、日、俄等国的大量有关文献，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共创建前后的历史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2006年中国出版了该书中译本。学生们依据提供近年来党史研究的相关资料，经查阅发现，为什么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李大钊都缺席了一大呢？是因为当时陈独秀、李大钊认为党在1920年已经成立了，开会只是马林张罗的一个共产国际看重的仪式，加上事务繁忙就不去了。如北京小组接到会议通知后，认为是小事一桩，相互谦让一番后，由两位北大学生张国焘和刘仁静赴会。

至此，学生们在课下关于一大的探索越深入，越发现它的真实和生动，甚至有些残酷，比大家心目中如现在全国党代会一般的宏大相去甚远。通过一番查找，惊心动魄的历史不仅不会让学生们觉得扫兴，反而由此深刻体会到百年大党草创时期的复杂艰辛。

再比如：

中国共产党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22年是在农村进行的。中共在农村进行革命的主要方式是围绕土地做文章。十年内战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即开展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土地政策是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则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即土地改革。其实论是土地革命还是减租减息，本质上都是土地改革。然而，虽然主流学术界对土地改革及土地改革运动的意义都是高度评价的，可近些年来，社会上开始出现一些对土地改革否定性的声音，基本观点是地主在那个社会不是完全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他本身有许多积极因素。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而土地改革的结果，“流氓、地痞、盗贼这些人在‘土改’中跻身‘干部’队伍，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生产长期搞不好的根源，甚至有一些网络博文提出要为地主“平反”。

对于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是要弄清楚地主的阶级属性。学生们都知道当时农村主要有两大对立的阶级，即地主与农民，而农民又分不同的阶层，其中可以细分为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但是到底什么人应划为地主，什么人应划为富农呢？给学生提供毛选第一卷，他们就很容易查找到毛泽东的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对此作的界定：地主与富农的共同特点是对农民进行剥削，其不同之处在于地主剥削的主要方式是收取地租，富农剥削的主要方式是雇工。同时，地主与富农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别，那就是地主不劳动，或只有附带劳动，而富农自己劳动，这是区别地主与富农的主要标准。进而，当学生们开始翻阅毛泽东的另一篇寻乌调查时的文章就可以发现以收租为目的的地主，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土地并非为了集约经营与规模生产。说地主集中土地是为了集约经营，恐怕有点想当然。而且，关心土地改良和生产工具改进的不是地主而是富农。也正因为如此，不论是“五四指示”，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对于地主与富农都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然而，即便如此，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形式是建立农村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所以，如何组织动员农民是革命的中心任务。要想农民成为自己坚定的支持者，就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不可否认，老区土改中一度出现过乱打乱杀，但随后中共中央及时作了认真纠正。

通过一番查找，原本在学生心中只是大段大段必背考点的土地改革，变得立体鲜活，不仅深刻理解了土改的意义和作用，还在错误观点面前坚定了信念，加强了认同。记得一个学生在课后网上评价里不无感慨的留言：“上完这节课才猛然发现，国家要完成工业化和实现现代化，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土地改革是其基本前提。所以，对土地改革如何评价，很大程度上涉及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二十多年的革命历史啊！”

……

找来找去，文字逐渐生动，人物不再脸谱化，党史慢慢走进学生们心中，筑成一座丰碑。

张家惠，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