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史上的五位红岩英烈 (上)
“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在歌乐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馆，重庆解放前夜牺牲于这座“魔窟”的近300名革命志士里，有5位来自西南大学办学渊源中的川东师范学校、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
青山有幸埋忠骨，歌乐无声祭英魂。几位校友殉难在黎明前夜，却为我们的百年校史点亮了一盏闪耀着信仰光芒的明灯，他们的名字像一块碑，应该印刻在校史的红色专页。
1、成善谋：心随红色电波而跳动
成善谋（1917-1949），四川合江县人，1933年求学于川东师范学校，1936年考取合江县政府无线电收音员，1938年4月起主办《抗日新闻》小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像那时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一样，成善谋也十分向往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夏天，他约上进步同学徐松涛、胡英烈等人，离开合江县，背上沉重的电讯器材，千里迢迢步行奔赴延安。可到达西安后却发现，陕甘宁边区已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他们多次偷越封锁线均告失败，两位同学感到无望便返回了合江，但成善谋投奔延安决心坚定，他坚持留下来伺机再图。为避免国民党特务把自己当成流落青年关进集中营，成善谋努力考上了西北工学院理工系。后因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无理逮捕师生，成善谋愤懑之下中途退学。
苦于始终无法进入延安，1939年冬天，带着失望、无奈和痛苦，成善谋回到了合江。回到家乡后，他积极参加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底，成善谋经组织安排转移到重庆，考上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兴办的贵州航空机械学校。毕业后，曾到白市驿机场工作，后又辞职回家，办起了“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机电厂”。几经周折，成善谋与党组织失掉了关系。他一边打理生意，一边积极寻找党组织，却一时无法取得联系。成善谋没有灰心，他在积极找党的同时，又通过与张澜、沈钧儒、史良、马寅初等著名民主人士接触，加入了民盟并参加各种活动，还利用自己精通无线电的特长，开展秘密电讯工作。
1947年3月，新华日报社被迫撤离重庆后，为打破白色恐怖下的新闻封锁，陈然等人创办了《挺进报》，市工委成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挺进报》刊登的新华社电讯，开始时靠香港寄来的电讯稿，但新闻时效性差，还经常收不到。
这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成善谋的两位老朋友、地下党员黄友凡、程途来到他家，给他带来了好消息：“党组织同意恢复你的组织关系了。”成善谋喜极而泣：“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因为曾做过电台工作，精通无线电，加上电器修理行的老板身份掩护，成善谋成了秘密电台工作的最佳人选。就这样，成善谋进入了重庆地下党领导的电台特别支部，并担任宣传委员。成善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每晚为《挺进报》抄收新华社电讯，保证消息渠道的畅通，把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达给广大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把解放战争的捷报传遍四面八方。
电台是成善谋通过白市驿飞机场军械库内的老同事关系搞到的。为避免敌特侦讯，成善谋把电台安装在二楼会客室的一部落地收音机内。这部收音机不仅有高音喇叭，上面还有唱机，在收音机内安有明、暗两个插座，每当工作时，成善谋就将收音机扭开或开动唱机，通过高音喇叭播放流行歌曲作掩护，然后戴上耳机专心致志地收发报，环境虽吵闹却丝毫不受干扰。
成善谋抄收电讯稿时工作极其认真，他每次交出转送给《挺进报》刊用的电讯稿，都笔迹工整，一字不苟。有时文句中断了，就在句子后面打上省略号，并用括号注明“刚才外面有人，不便收录，故断”，或在某个字后注明“电讯不清，此字疑是×字”等。他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让负责刻印的陈然深深地感动和敬佩。
由于白天要主持雷电华电器修理行和建中电机厂的工作，晚上又要从事秘密电讯工作，长期繁忙劳碌、睡眠不足，成善谋患了严重的贫血病和眼疾，经常晕倒，同事们常常劝他休息几天再干，他总是用一句老话回答：“死也要死在电台上！”
成善谋的心随着红色电波而跳动，时而因我军失利而忧郁，时而因我军胜利而雀跃。有一次新华社播发了党中央关于形势和任务的系列文件，长达数万字，他几天几夜连续作战，直到将原文件誊写得工工整整，一字不漏，交给上级印发后才歇一口气。
1948年4月，由于刘国定等人叛变，挺进报电台特支被破坏，成善谋于4月17日在家中被捕，最后送押渣滓洞监狱。被捕后，成善谋屡受酷刑誓不屈服。敌人找来叛徒劝降，成善谋坚定地回答:“宁当文天祥,不作洪承畴。”1949年10月28日，成善谋被枪杀于重庆大坪，时年32岁。
2、黎洁霜：小说《红岩》“监狱之花”的母亲原型
因为信仰，青年女子为追随爱人而甘愿自投狱中相伴，先后有了两个孩子，但这两个幼小的生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监狱外的天空却是在刑场……小说《红岩》中“监狱之花”的故事动人心弦，其母亲原型就是牺牲在“11·27”大屠杀中的红岩烈士、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校友黎洁霜。
黎洁霜（1918～1949），女，原名黎琦清。1918年生于广西苍梧县林水镇一个工商兼地主的富裕家庭。黎洁霜小时在梧州女中附小读书，1932年升人梧州女子中学，1933年转入苍梧中学就读。性格文静，好学，尤其喜欢文史和英语。
黎洁霜读初中时，在冯培兰、侯甸等进步教师指导下，阅读了《中学生》、《生活》、《大众生活》等宣扬民主进步的刊物，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她痛恨蒋介石对日妥协、对内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反革命政策。1936年春在南宁中学生军训地接受看护训练。1936年秋，黎洁霜考入广西大学附中读高中。6月参加第一届广西学生军，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爆发后，参加“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火炬游行，后遭到校方无理的留级处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桂系第二次组织学生军随军北上抗日，黎洁霜积极报名参加，后因母亲极力阻挠而未能成行。但她并不放弃自己投身抗日运动的决心，参加了“梧州救国话剧社”，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并担任女主角，用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抗战。1938年广州沦陷，梧州局势紧张。黎洁霜随哥哥黎超贤、中山大学教师梁晨赴香港，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在香港，她白天做工，晚上在工人夜校当教师，为工人上课，进行抗日宣传，还在香港报纸上发表进步诗歌，揭露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反革命嘴脸。在香港期间，她结识了从上海来港从事政治的王振华，并与之相恋。
1940年王振华受派遣到重庆开展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新蜀报》记者。黎洁霜随王振华到重庆后，考入江津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1941年12月，王振华被军统逮捕，在其住处搜查到黎洁霜的照片与信件，展开对黎洁霜的搜捕。友人得知消息，劝她火速躲避。她却不但不躲，反而四处打听王振华下落，随即被特务逮捕，和王振华一起被关在国民党兵工署监狱。敌人审讯时，她严词拒绝了特务的收买利诱，愿意和王振华一起坐牢。不久，又和王振华一起被送押贵州的息烽集中营。
在这里，黎洁霜结识了共产党员徐林侠、张露萍等人，还和张露萍成了密友。在张露萍等人的帮助下，她的思想进步很快，增强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经验。
1946年7月22日，黎洁霜和其他政治犯被转押到重庆的白公馆监狱。在难友们的支持和声援下，黎洁霜和王振华这对患难相依的情侣得以共囚一室，正式结成夫妻，关押在楼下二室旁边一间阴暗的小屋内。对这一切，她无怨无悔。1948年，她在狱中生下儿子，取名王小华。1949年，又生下第二个儿子，取名王幼华。狱中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她没奶给孩子吃，就搅浆糊喂孩子。特务头子徐远举假作仁慈地对她说：“你身体这样差，在这种环境里怎样能把孩子带大，你只要写一份‘悔过书’，我就让人保释你出去。”但黎洁霜斩钉截铁地说：“死，我们一家也要死在一起！”
1949年10月，黎洁霜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义勇军进行曲》被定为《国歌》的消息后，不顾危险，把消息告诉不能放风的共产党员陈然等人，这消息通过手写的狱中《挺进报》传遍各牢房。
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已兵临重庆，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授意下作垂死挣扎，屠杀了重庆在押的300多名政治犯。
黎洁霜和王振华同赴刑场。她和王振华手中各抱着一个孩子，大儿子王小华一岁多，小儿子王幼华才几个月。黎洁霜愤怒地对特务说：“你们多打我几枪，把孩子放了。”特务狰狞地说：“不行，斩草要除根！”……罪恶的枪声响了，一家四口倒在血泊之中。
1983年10月15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黎洁霜为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