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语言大量地进入汉语体系；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兴起了重温或复活方言的热潮。在鲁迅故乡，媒体开辟了“绍兴话”专栏，民众在微信中也常以使用绍兴
“土话”为乐。有鉴于此，笔者以为回顾鲁迅对方言的研究与运用，重温他在吸收非主体语言元素方面的见解与实践，颇具现实意义。
鲁迅是杰出的语言大师，对于我国现代汉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文字，无论小说、散文、杂文，以至学术论著；无论状物、写人、叙事，以至分析议论，总不失准确、传神、锐利、幽默的特点，成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光彩、最有影响力的文学语言之一。
鲁迅之所以能取得这种高度的语言成就，除了思想深刻、对客观事物有精准感知、对语言艺术不懈探索和善于活用古代文学语言等因素以外，其注意对方言的研究、吸收和运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一、注意吸收方言的必要性
鲁迅对方言问题的关注和探索是一贯的、长期的。其见解散见于多种论著中，其中比较集中的有：《门外文谈》 《汉字和拉丁化》
《关于新文字》 《人生识字胡涂始》 《答曹聚仁先生信》 《关于翻译的通讯》 《答〈戏>周刊编者信》等。
他认为之所以要重视对方言的吸收，是因为：
首先，方言是主体语言和文学语言的重要源泉之一。
一九二六年，他在回顾《坟》的写作时提出要“将活人的唇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以后在讨论语言文字时，更加明确地告诫人们：“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
这既是他的理性认识，也是他的写作经验。他经常有意识地使用鲜活的绍兴方言，使作品充满原生态和地方特色。
直到逝世前一年，他还在倡导注意吸收方言成分，他说“这于文字，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
其次，重视对方言的吸收，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
鲁迅生前，中国社会还没有统一的现代汉语，为此他与许多志士仁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深入考察了当时的语言实际，分析了各大方言语系的关系与地位，及时指出了向
“普通话”发展的方向。他说：“现在在码头上，公共机关中，大学校里，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大家说话，既非
‘国语’，又不是京话，各各带着乡音、乡调，却又不是方言，即使说得吃力，听得也吃力，然而总归说得出听得懂。如果加以整理，帮它发达，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又说：“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不是北京话———的人们多，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话，那主力也恐怕是北方话罢。”
这里，他不仅揭示了普通话与各地方言的关系，而且指明普通话应以北方话为“主力”。这是极有见地的。1956年，我国通过法律程序，规定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白话文为语法规范。”很显然，这个规定是吸收了包括鲁迅在内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的。
二、从三个方面吸收方言元素
鲁迅说：“我是绍兴人，所写的背景又是绍兴的居多。”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所使用的方言大都为绍兴方言。
绍兴话属于吴语体系，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发展，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人们的口头上，亦大量保存于《越谚》 《越缦堂日记》等文籍中。鲁迅在绍兴土生土长，对于当地市井俚语、乡言俗谚非常稔熟，且又披阅过大量越地古籍，在头脑中自有一个丰富的绍兴方言宝库，使他得以从容地开掘、取用。
他运用绍兴方言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选用精彩的方言词语。例如：
“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呐喊·狂人日记》）
“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彷徨·祝福》）
“在这些中间第一眼就看见一个人，这一定是七大人了。虽然也是团头团脑，却比慰老爷们魁梧得多；大的圆脸上长着两条细眼和漆黑的细胡须；头顶是秃的，可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彷徨·离婚》）
“愤激便有揭竿而起的可能，而‘可叹也夫’则瘟头瘟脑，即使全国一同叹气，其结果也不过是叹气，于‘治安’毫无妨碍的。”（《谈“激烈”》）
“象心纵意的躺倒，四肢一伸，大声打了一个呵欠，又将全体放在适宜的位置上，然后弛懈了一切用力之点，这真是一种大享乐。”（《且介亭杂文末编·这也是生活》）
“马自然地停在垃圾堆边，羿一看，仿佛觉得异样，不知怎地似乎家里乱 毵，迎出来的也只有一个赵富。”（《故事新编·奔月》）
（二）采撷方言土语里的“炼话”。古越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运用状物、比拟、夸张、双关等等修辞手法，创造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口语。它们结构简炼，内涵丰富，生动形象，回味无穷，当地叫做“炼话”。鲁迅钟爱这种“炼话”，把它们大量地吸收到自己的作品中，使文字活起来，读之回味无穷。譬如：
“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吐出。”（《呐喊·狂人日记》）
写吐出食物，不是一般的呕吐，而是夸张成整个肚腹内的东西，包括肠子全部吐出，从而把主人公意识到可能在吃人肉时的那种恐惧、恶心，表现得极度强烈，对于揭示小说主题起了很好的心理暗示作用。
再如，“从小以来，什么‘乾隆是从我们汉人的陈家悄悄的抱去的’呀，‘我们元朝是征服了欧洲的’呀之类，早听得耳朵起茧了。”（《花边文学·中秋二愿》）
用“听得耳朵起茧了”，讽刺陈词滥调长期重复，令人生厌。试想，语音引起的空气震动原本微乎其微，现在居然把耳朵冲击得起了老茧，这要反复多少次呀!'
这种“炼话”，鲁迅采用过很多，如“半个铅钱也不值”“蚂蚁扛鲞头”“一双空手见阎王”“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黄胖和尚念经”“讨饭怕狗咬，秀才怕岁考”“螺蛳壳里做道场”等等，极大地丰富了他的作品语言。
（三）吸收方言语法。有些方言语法，虽为一地所独有，但在总体上，与民族共同语的主体部分保持着基本一致，如果有选择地加以融合、吸收，对增强共同语的表达功能是有益的。人们读鲁迅的文章，常觉得它有一种独特的神韵，这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参考一些方言创造新颖别致的句子结构，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三闲集·序言》）
此处最末一句，按一般句法应是“还想编集的”，现在参照绍兴话常见的句法，将“编集”重复，并用“是”加以联系，变成“编集是还想编集的”，使其具有紧缩复句的形式，丰富了语意表达：一是强调了“编集”；二是以舒缓的结构增强了转折语气。这类句式，鲁迅用得很多，如“我虽然一无所有，寻求是还在寻求的。”“至于宋版书呢，有是有的。”影响所及，现代汉话中这类“M是还M的”句式，现在已经极为普遍了。
三、吸收方言需遵循的必要原则
鲁迅研究和采用方言的目的非常明确，没有探奇猎胜之心，也没有哗众取宠之意，而是始终为着丰富语言，增进文字表达和文学创作。综观他的著作，可以发现他在采用方言上坚持着一些原则：
第一，避免冷僻。语言是交际的工具，若达不到交流思想的目的，那么再“妙”的语言也是无意义的。鲁迅告诫人们说：“太僻的土语，是不必用的。”又说：“只在一处活着的口语，倘不是万不得已，也应该回避的。”一九二一年，他创作《阿Q正传》写到阿Q摩小尼姑头皮时，想用绍兴方言里的“ ”字，为此还同几个绍兴籍学生讨论过“ ”“摩”“摸”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很欣赏“ ”字，连连说“实在好！”但最后割爱没有用，而用了“摩”。他说：“因为太土气，也太冷僻，恐怕许多人不会懂，很可惜。”可见，他采用方言是多么的审慎。
第二，避免扰乱普通话的规范体系。规范化是每种语言存在的立足点，没有规范化也就没有健康的语言。人们在拓展语言时，应当自觉地维护这一点。鲁迅在吸收方言成分时，十分注意。
例如，绍兴方言中把房屋前面较大的空地称做“稻地”或“道地”。前者很易与“麦地”类比而理解成种稻的地，后者则又易与表“纯正”义的“道地”混淆。因此他在《风波》中写到七斤家门口的“道地”时，将它写成“土场”，避免了对原有词语的干扰。
同时，他还采用叙事用普通话、人物对白用方言的方法，把某些难以割舍的方言限在特定语境中，如：
“我道na阿嫂哭得悲伤，暂放他还阳半刻。
大王道我是得钱买放，就将我捆打四十!
难是弗放者个！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
这是《朝花夕拾·无常》中活无常的独白，其中一些方言词语是很僻的，如“我道na阿嫂哭得悲伤”中的“道”，相当于普通话中“觉得”“以为”的意思;“难是弗放者个”中的“难”，相当于普通话中“现如今”“这下可”的意思。为了逼真地反映无常的神情和语气，鲁迅把它们引到了作品中，但严格限定在“无常独白”这个特定的语境中，在其他场合，则坚决摈弃使用这类词句。
第三，注意对方言成分的改造。鲁迅指出：方言是可以采用的，“但一面仍然要改进。譬如‘妈的’一句话罢，乡下是有多种意义的，有时骂骂，有时佩服，有时赞叹，因为他说不出别样的话来。先驱者的任务，是在给他们许多话，可以发表更明确的意思，同时也可以明白更精确的意义。如果也照样的写着‘这妈的天气真是妈的，妈的再这样，什么都要妈的了。’那么于大众有什么意思呢？”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他做了大量加工、提高的工作：
一是改造方言词语，使其与普通话中的同类词语在结构上保持一致。小说《药》中，夏四奶奶与华大妈上坟时用的“纸锭”，是外面呈银色的纸元宝，绍兴人叫“银锭”。普通话中有“铜锭”“金锭”等词，若直接用“银锭”，极易误解为白银铸成的锭块。鲁迅将其改成“纸锭”，避免混淆。
二是以方言为基础，熔铸新词。绍兴民间，把受到一点小伤害就装模作样要挟别人的，叫做“卖佯”或“装假死”。鲁迅在《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以这两个词语为基础，融会糅合出“装佯”一词，使读者更易理解。
三是把方言中可以有不同写法的同一词语，分别选用于不同的语境中。如绍兴方言中的“象心纵意”与“象心中意”；“烟尘陡乱”与“烟尘斗乱”；“趁队有哄”与“趁队起哄”；“盈反飞天”与“沸反盈天”等等。鲁迅在不同的著作中，作了不同的选用：
“但到傍晚，有一间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朝花夕拾·藤野先生》）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而已集.再谈香港》）
以上的“烟尘斗乱”和“烟尘陡乱”，前者用在舞步踏起的烟尘，用“斗”；后者用于警察突击翻查引起的烟尘，用“陡”，均十分贴切。
四是推陈出新，给方言词语注入全新的含义。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打落水狗”。这个俗语，越地原有“投井落石”或“乘人落水跟着也去捅他几下”的意思，主要是用来讥讽“打”者的无聊的，有时甚至隐含对落水者的些许同情。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反其意而用之，广征博引，详论“痛打落水狗”的必要性，使之成为表示正义之举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