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学生就要离开校园，走之前，到我家中告别。

我说好哇，一晃四年，就要工作了，说说看，对未来有啥理想？

年轻人洋溢着青春的笑脸，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说难不成对老师保密？

终于其中一位说话了，抛出的却是一个问号：老师，理想是你们那一代人的奢侈品，如今我们消费不起，倒是想听听，老师年轻的时候有过啥理想？

是啊是啊。其余几个附和着，说老师你们当年豪气干云———要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奋斗———那才叫理想。我说，笑我们那一代人了不是？告诉你们吧，实现共产主义的确是我们那一代从小被灌输的人生理想，不过于这种宏大理想之外，我们也曾有过最卑微最现实的“理想”。

读小学，正是长身体的关键年头，时常感到吃不饱，常听得肚皮里面饿得咕咕叫。有一次去姑父上班的粮站，发现粮站大米好多，仓库的围桶堆得满实满在，晒坝头也是黄灿灿一片，我羡慕麻雀们竟然可以伺机在粮堆里面啄来啄去，如果没有粮站的人时不时拿着火铳对着晒坝轰上一炮，我真想当只粮站的小麻雀！从粮站屯集的大米小米绿豆花生我受到启发：长大了就到粮站工作。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理想。

还是在小学。识字渐多，晓得锅盖揭开那一刹那可用“热气腾腾”形容，也不再把“中国人民银行”认作“中国人民很行”的时候，终于发现父母亲决不轻易给我们一分半角的人民币原来都在“中国人民银行”藏着。从此羡慕银行的人，甚至忌妒父母在银行工作的同学，却并不知道“银行”虽然钱多但不可以乱拿滥用。心想粮站算啥呀，银行才是天下最好的地方，长大了就到银行工作。

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人家劳动间隙横卧锄把坐在田间打纸牌的工夫，我赶紧拿出书来读上三五页，最大的梦想是上大学，想得魂牵梦绕。“就是捡狗屎的学校也要去读”———理想让我热泪盈眶。

有了“捡狗屎的学校也要去读”的想法后，我对一切有助学习的工具倍感兴趣，也因此闹了个大大的笑话。有年夏天，同一公社的知青从城里回公社，非常神秘地告诉我们：他的华侨叔叔回来探亲，随身带了一个被称作“三洋”的东西，只有这么厚、这么大———他先以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个厚度，又用双手比了个砖块的形状。他说那东西能把各种声音录下来，又重新放给人听。我好奇不已，遂同几位年轻人摸黑夜行，去县城看稀奇。原来那个被称作“三洋”的洋玩意儿是台录音机。我生平第一次见识如此小巧的录音机，难免好奇。他的华侨叔叔很热情，摁下录音键，要为我录音，我竟张口结舌不知说啥好，情急中对着举在嘴边的“三洋”学了两声狗叫。录音机把我的两声“汪汪”原汁原味地播了出来，惹得一屋子的人笑得直不起身子。羞后恼后，想到自己记公式背诗词时如果有一台“三洋”多好！想过又自嘲，笑自己白日做梦了。

没想到有些想法实现起来很快很快。随着1978年的到来，我实现了上大学这一梦想；又两年后，买了一台“三洋”。至于去粮站到银行，不就是幼稚地以为有粮吃有钱花吗？尽管没有完全实现，但咱同全中国人民一样，早已过上家中有余粮、手中有小钱的小康生活。这理想也算是实现了。

曾经的种种想法，今天大都已成现实，细细想来，似乎与那个特殊的年份特殊的事件有关。

于是我又给我的那群可爱的学生们谈起了发生在1978年12月的一件事。那个傍晚，我去学校开水房打水，广播里正在播放《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我站在路边的梧桐树下把公报听完，心里反复掂量着“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份量，涌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激动。拎了空水瓶出去，又拎了空水瓶回来，回到寝室才发现，心不在焉的我忘记打开水了。

在学生们的笑声中，我告诉他们，梧桐树下听全会公报的时候，自己还想了些啥，现在已经模糊，但有一点记得非常真切，那就是个人的种种理想能否实现一定同时代相关联，希望我的祖国千万千万不要再折腾再有大动荡。

也许我说这话时太严肃，逗起洋溢着青春光泽的他们一丝意味深长的微笑。他们一扫平时的矜持，笑老师将理想梦想混为一谈，更笑老师又说教了。我说，就算是最后一次听老师“说教”吧，老师将“千万不要再折腾再动荡”作为临别赠言给你们，行么？

学生起立，说，还要祝我们心想事成。

我说，好，祝你们心想事成，尽快实现人生理想！

学生齐声嚷嚷，老师哎，咋个又绕回理想来了……

就此打住，送别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