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大学 - 《吉林大学报》
回忆我的恩师—马起先生
作者:李放

马起教授塑像

刊 头 题 字 丛 文 俊 刊头绘画张玉兰
2019年9月8日,法学院隆重举行了马起先生塑像揭幕仪式。此前,我接到了法学院党委书记周春国的电话,邀请我参加这个活动。当时我正在吉林省医院看病,9月8日还要做腿部彩超,参加活动确实有困难,老伴儿也劝我别去了,担心给大会添麻烦。但我说:“别的会我可以不去,这个会我非去不可,我走不动,爬也得爬去”。当我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时,第一眼就看到马起先生的塑像,不禁潸然泪下。学校党委杨振斌书记、蔡立东副校长和许肇荣同志等一批老教师老校友都参加了活动。几位领导和校友的讲话使我更多更具体地了解了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马起先生,他忠于党,忠于人民,投身革命,出生入死,打击敌伪政权,巩固革命政权,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我和马起先生相识在1954年,他当时应邀来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工作,任法律系(现法学院)第一系主任,杜若君教授任第二系主任。杜若君教授的学术水平很高,是民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平时会议比较多,因此马起主任把很多杜主任应该承担的工作都做了,而且毫无怨言,由此也看出马起先生的人品了。我本来是法理教研室的普通教师,我常常去向他请教民法方面的问题。他问我学过民法没有,我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听过唐仕儒教授的民法课,不过因为我是旁听,是断断续续的,我说我自学过罗马法。马主任说那很好,从广义上说罗马法是民法的渊源。
当时马起先生既是系主任,又兼任民法教研室主任,该教研室的陈国柱老师因曾担任过伪满最高法院民庭审判官的政治身份问题,被安排到图书馆工作了,于是马起先生就把我调到民法教研室当主任,从此我就成了马起先生的门徒,他是我的恩师!
马起先生非常热心从事党的政法教育工作。在教学科研中,他认真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民法、婚姻法方面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这些公开出版的文章,大多都有新意,可以说,他引领了部门法的发展,得到法学界的赞许。他非常认真地对青年教师进行培养引领,使他们更好更快地成长起来,他教过的学生很多都成了民法、婚姻法领域的专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有他的门徒在那里执教,并都得到学术界的赞赏。他非常重视对青年教师的人品培养,他自己真的做出了榜样,很多人都知道他为人特别耿直,遇事绝不阿谀奉承,他坚持真理正义,宁折不弯。
马起先生到法律系工作以后,立即深入课堂听课,他先听了于长润的刑法课,又听了几名教师的课。当时的法学教材基本以前苏联的为主,每位教师都有前苏联的法学课本,马起先生对在中国讲前苏联的教材感到非常诧异,对此很不愉快。他说,中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不是苏联的殖民地,你们学的这些东西没用。当时我们这些青年教师都是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参加培训的,上课的都是前苏联专家,有两个翻译现场进行中文翻译。当时我也不太赞同苏联专家讲的国家法权理论,也曾经同苏联专家讨论过。我对专家说,你讲的可以说大部分都是国家法,是属于政治学范畴,你讲的关于“法”的内容太少,对法学研究起不到基础作用,是否可以把国家学说和“法”分开讲,重点讲一讲“法”呢?专家说我这是机会主义,是反动的。翻译付德新同志认为我很有想法,鼓励我和专家再探讨几句。于是我未加思考地对专家说,我不同意你扣大帽子的意见,举个例子,医学为人治病从大的方面分内科和外科,小的方面,还有耳鼻咽喉科等,你能说分科系就不是人了?翻译把我的话翻译过去之后,专家把大皮包一摔,气呼呼地走了。晚上教研室韩铭立主任找我谈话。我对韩主任说,我可能有不对的地方,但专家不讲道理,给我扣政治大帽子,说我是机会主义,我不能接受,我还是坚持有朝一日把国家学说与“法”分开来讲。
马起先生听完课以后,决定在吉大法律系废掉苏联教材,让教师们利用一年的时间根据中国的法律实践编写中国自己的法学讲义,构建法学教育新体系。编写新讲义是从无到有,除旧布新的过程。为了确保新讲义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马起先生领着师生们学习《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家庭所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资本论》等马列原著,认真领会原著的精神实质。当时我国只有《中国宪法》《中国家庭婚姻法》两部成文法典,其他部门法都是红头文件形式的单行法规。他让我们参照这两部成文法典和文件精神来编写讲义。就这样,马起先生指导我们这些青年教师写了初稿,他再逐一审定,之后再送到学校打字室刻钢板,然后油印出来,这是吉林大学法律系第一部自己编写的法学教科书。当时吉大法律系归教育部和司法部双重领导。书成之后,马起主任向司法部作了汇报。司法部领导听了之后非常赞赏,说我们吉大法律系立了大功,要求其他还在讲苏联教材的政法院系也得这样做,并指示吉大法律系搞出一套教学大纲,让其他政治院系参照。后来司法部组织召开了一次全国政法院系骨干教师交流会,我们各教研室主任向参加会议的各校教师介绍了教学大纲。从这件事来讲,可以说马起先生是中国法学教育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丰功伟绩我们要永远铭记!
非常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利用不晓世事的红卫兵疯狂推行极左路线,残酷打击和迫害革命老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马起先生也未能幸免。
从1966年9月开始,学校停办,干部下放。1970年,马起先生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随他的女儿马庚被强迫下放到辽宁省新宾县,于1972年4月4日含冤逝世,终年68岁。当时唐敖庆校长带队前去吊唁。粉碎“四人帮”之后,根据我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贯政策,学校对马起先生的历史结论和现实表现,认真地进行了复查,推倒了一切强加在马起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做出了符合实际的正确结论,于1978年6月召开了平反昭)大会,公开为马起先生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令人欣慰的是,吉大法学人没有忘记马起先生。在第35个教师节到来前夕,吉林大学法学院和法学院北京校友会共同为马起先生塑像,他的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大会,共同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这是纪念,更是传承和弘扬。今天,吉大法学人应以马起先生为榜样,在校党委的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逐梦中探索,在继承中前行,将马起先生未竟之事业进行到底,把吉林大学法学院建设得越来越好,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作者系法学院离休教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吉林大学法学学科终身成就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