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江师范学院 - 《内江师院报》
文化的碰撞 文化的碰撞 文化的碰撞 文化的碰撞、 、 、 、交流与融合 交流与融合 交流与融合 交流与融合
— ——读徐中舒先生 —读徐中舒先生 《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
—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 》 有感 有感
□内江七中 曾宏伟
近日，读完了徐中舒先生的文章《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墟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以下简称《北狄》），颇多感慨。在这篇文章里，徐中舒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之青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中华之固有，乃是由西方传输而来，而这个传输者则极有可能是前殷民族中的北狄。”这个观点提出是有一定背景的。第一是考古学家李济之先生的观点。他根据当时的考古新发现得到了一个认识：由于殷墟以前的文化遗址中并未发现有青铜器的存在，因此冶铜技术可能由于外来。第二是是当时盛行“东亚大陆文化之东西二元说”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上古时期东亚大陆文化，是由分处东亚大陆东边和西边的两个不同的民族群分别创造，最后融而为一。这一观点的首提倡者是王国维先生，他在 《殷周制度论》 中最先涉及到了这一方面的问题。到了傅斯年先生的 《夷夏东西说》 时，该观点则已基本上得到了确立。徐中舒先生在其后的文章中，也详尽阐述了这一观点，并逐渐完善和支持了傅先生的理论。此外，蒙文通先生还提出了一个“上古三集团”说，即在东、西族群之外，再加上南方的民族群，共同构成了当时东亚大
陆文化主体部分。
由于“东亚大陆文化东西二元说”、“三集团说”等观点的提出，一时间，长期接受中华文化一脉相传观点的人们对这一全新的理念表示难以接受，反对者此伏彼起。当时“中华文化西来说”（安特生的“中华文化西来说”大约早于傅斯年之 《夷夏东西说》）、“中国文明外来说”等等也充斥学界。当然我对这些观点是嗤之以鼻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大浪淘沙，这些荒谬的观点自然会消失。
而对于“东亚大陆文化东西二元说”，“三集团说”，乃至于徐中舒先生在《北狄》 一文中所表达的“青铜器与两轮大车系外来之物”，“北狄文化与东亚大陆的文化在前殷时代的互相交流、影响”等观点，我是持一定赞同态度的。我之赞同，并不是针对于上述某一具体的观点，而是对于上述观点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从而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发出的。
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的一点就是“文化”的含义。广义的文化就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所有东西，包括物质的、精神的。狭义的文化是单指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精神文化。“文明”一词则是来自于西方，其英文为：“Civiliza-
tion”，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其本质含义为人民和睦的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引申后意为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
因此，前文所提及的“文化”应当为广义之文化。回到徐先生的 《北狄》 一文，其主标题一目了然：“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表明这篇文章整个想表达的一个观点就是：“不同民族群之间的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按徐先生文中所言，“北狄”为早期居住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民族群，其种类繁多，创造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独特文化，与中原之民族的文化有不同之处（半游牧），又有相同之处（敬老、讳取寡妇而优怜之等）。两种文化有着激烈的碰撞，《左传》 中就有“狄人伐刑”、“狄入卫”等记载。此外，徐先生还认为“明殷之母系为狄”，中华民族之卜筮、婚俗、射天、开祖传说等受到了北狄风俗之影响，而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青铜器与两轮大车则应该是由北狄从西方输入的。关于青铜器，我认为北狄在前殷时期输入的应是青铜冶炼技术，而不是青铜器成品。青铜器和青铜冶炼技术虽然都同属于青铜文化的伴生物，但冶炼技术为一纯粹的物质技术，并不与文化层面有太多的接
轨。而作为成品的青铜器虽是物质上的东西，但其上所刻的图画、铭文等则已经有着文化承载的意义了。同时，我们说“青铜器西来”会给人以一种“文化西来”的错觉，而“冶炼技术西来”，就会弱化许多。或许徐先生文章之意也是如此，只是其在“青铜器”还是“青铜冶炼技术”上说的实在比较模糊。我就在此特别提出来说清楚一些。何况徐先生在文中也曾言李济之先生也说的是“青铜冶炼技术西来”。
综上，北狄与当时东亚大陆上之民族群文化间的碰撞、交流、融合之后就催生出了一个有着自己文明特点的中国文明（农业文明）和一个同样独特于世的游牧文明（以匈奴为代表）。因此，说北狄在前殷文化时期有重大的文化上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徐先生在这里使用了“前殷文化”。从字面上看，“前殷文化”即指“殷文化”之前的文化，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正在进行着急剧的“碰撞、交流与融合”的多元文化。在这个文化里，有着殷、周之先族，也有中国旧史中所记载的“北狄”、“东夷”、“西戎”、“南蛮”等。这么多代表着各自不同文化的民族都在东亚大陆相遇、交汇。他们的不同点导致互相碰撞、冲突，同时，又渴望交流与融合。于是，一
个独特的文化氛围形成了，这就是包含着各民族文化的“前殷文化”了。众所周知，“殷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催生了中国文明这样一个绵延了数千年之久、从未中断的独特文明。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殷文化’ 的源头又在哪里呢？”——答案就是这个“前殷文化”！在“前殷文化”这个词的斟酌和使用上，徐先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他的 《北狄》 一文所想要表达的“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从而不断地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这个观点在这个词上尽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体现。
以小见大，我们放眼于整个人类历史，各个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从远古时代开始，华夏民族就有着与周边少数民族长时间的对抗与交流的历史；西方的希腊通过自己城邦向外的不断移民，不断的向周边地区扩散希腊的文化，才有了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大希腊时代。此外，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不断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在不断的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历史和命运。相反，那些封闭的文化，其最终的衰落将不可避免。如美洲的玛雅文明，其文明虽然在历史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最终却无声无息的衰落下去。其衰落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我想，缺
乏与其它地区的文化的交流无疑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我们对于文化之间的交往应持何种态度呢？徐先生在 《北狄》 一文中给出了答案：“吾人尚论古史，当以史事为依据。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人观殷墟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己有，而发扬而广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此语立论精辟，对于外来事物之态度不卑不亢，足以发人深省之。而“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之言，则不仅体现了徐先生胸襟之宽阔，还表现出了徐先生忧国忧民的济世精神也。又按徐先生弟子高去寻先生叙述，此文实成于抗日战争前夕，值此中日矛盾深化，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之际，人们对于外来文化普遍持一种抵触情绪。在这种大背景下，徐先生仍能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坚持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观，立论不偏不倚，情态不卑不亢。此份史家不畏困难亦要追求真实的精神，以及徐先生淡定从容的态度，都是值得后学之辈钦佩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