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柯先生走了。就像是所有噩耗袭来之前没有一丝征兆那样，猛然间就变成了现实，容不得一丝喘气。先生的溘然而去对于整个文坛带来了猛烈一击。所有人都诧异，然后变成了无尽的哀婉与叹息。天妒英才，文学到底是怎么了？上帝为何独独“钟爱”作家？
由此，我想到了路遥、陈忠实。路遥先生承袭了夸父的执拗，愤而起笔，与时间赛跑，同生命抗争。忠实先生则用无畏的决心，将笔触伸向了关中传统文化的骨髓之中。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工匠，在文学的殿堂里留下了传世的名声。
红柯先生呢，一位地地道道的关中汉子，在生命最光辉的年华里，奔赴千里之外的西域热土。在那块神奇和灵动的土地上深情耕耘，书写着一位内地赤子对于边疆文化的渴求与敬畏。二十四岁至三十四岁，是一位作家最朝气蓬勃的十年。他的足迹从南疆到北疆，带着朝拜者的虔诚拜谒了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文化的精髓。他不是走马观花式的囫囵吞枣，而是真正在用一种精神去发掘和承袭另外一种精神。当两种精神在他的身体和精神的最深处不断交融、碰撞，才出现了后来的红柯。二人常说，西域是祖国大地上最后向太阳之神作别的地方。想必红柯先生也会在无数个傍晚，遥望着故乡的方向慢慢转身，凝视着太阳之神逐渐收起凌厉的光芒。那一刻，他的骨子里就多了一丝柔情。两个家乡，两种寄托；两份担当，两个声音。我想，红柯先生一定是被这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存在着内在关联的，在他内心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令他心动时而让他感慨的东西所笼罩着。游子不易，十年的光阴让一个人由青春年华走向了中年老成。
陕西，毕竟还是故土。红柯先生在办完工作调动的所有手续之后，于返程的途中遥望着渐渐远去的西域，留下了难舍的泪水。这一刻，绝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怀揣着归心似箭的兴奋一路高歌而去。那份留恋，那种既难舍又兴奋的矛盾心理，才是最真实的。这种感情，常人自然难以体会。
新疆文学，有红柯的一席之地。回到内地，他却以第二次创业的决心重新开始了他的写作。在他的记忆里，广袤的新疆让他一下子回到了成吉思汗马队横扫世界的那个英雄的年代。大漠戈壁、金戈铁马、森林湖泊、草原绿洲、牛羊马驼、飞禽走兽，以及那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峡谷、神秘的达坂城，这些种种，都已经融进了他的血液之中，化为了一个个创作意象被他倾注于笔端。
《西去的骑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美丽奴羊》《跃马天山》《黄金草原》《野啤酒花》《太阳发芽》《吹牛》《莫合烟》，在这样的列举中，人不由得会被某个难以明之的东西撞击一下，心里沉甸甸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写作者对于自己的交代，更是对时代的交代。在文字王国里，红柯远没有他在课堂上那么健谈。拿起笔，他宽厚的肩膀有些落寞，留在地上的影子却异常高大。正是在这无数个寂寥的冬日夜里，红柯躬耕不辍，构筑起了坚固耀眼的文学城池。文学陕军里，他从最后一路冲到了最前面，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旗手。
陕西的文学土壤给了红柯额外的关照，一代代文学前辈留下的精气神，被他最大限度地继承。他的“西部书写”在陕西文坛成为了独特的存在，刮起了一道美不胜收的异域之风。用红柯先生在诗歌《石头与时间》里的话来说，他初到天山时是惶恐与迷茫的。而在同名长篇小说中，他却呈现出了时过境迁、柳暗花明的开阔，这当然是一个人不断成长、成熟地见证。
从 1998 年到 2002 年，是红柯最高产的时间，但是在创作中红柯从未停止过思考，在严酷的生活中历尽生活的艰辛，创作的无名期又是如此的漫长，但是红柯认为，水土太好的地方是无法生长出人世间生命力最顽强的植物的，他对大漠的感情，从来都只有一种，那就是感激。
客观来说，在新疆的十年间，红柯是幸福的。那段充满了震撼、动容、兴奋、哀婉与收获的西部之旅，在他的生命和创作生涯中扮演起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莫不是回到陕西，他怎么也不会意识到他对于天山的感情已经达到了难以割舍的地步。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才有了这么多对于天山，对于西域的深情书写。其实，对于红柯来讲，这样的书写无形之中夹杂着一些西方基督徒虔诚的忏悔因素在里面。对于一个早已将西域称之为故乡的人来说，这样的忏悔犹如一缕阳光足以溶解一个冷漠之人内心的坚冰。三红柯先 生卒于公元 2018 年 2 月 24日，噩耗迅速传遍了整个三秦大地，同样震动了全国文学界。
一个人的成长是漫长的，一个人的离去却是那样的猝然难以提防。个人的红柯是英年早逝的，文学的红柯却是一盏长明灯，给后来人照亮了前行的道路。五十六岁，正是一个人无论是阅历还是经验都已近巅峰的时刻，上帝恐怕也是怀着嫉妒之心将先生召唤而去的。
平心而论，陕西文学的大厦里少不了红柯们的辛勤构筑。可叹的是，年轻一代的我们还远没有成长起来。我们的守护，我们的继承应该来得更加及时一些。此刻，我自感责任重大。
作为晚辈的我，有幸聆听过先生的教诲，领略了先生渊博的学识和他身上特有的诗化了的气质。我想，我又是幸运的。先生如今逐日而去，我竟只有满含敬畏地深深鞠躬，以此来遥致对先生的祭奠。
（作者为我校原中文系 2007 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