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潭大学 - 《湘潭大学报》
乌云镶着金边
作者：■ 2019级图书馆学专业 杨进娴
2020-12-15
浏览(230) (0)
2016年5月25日凌晨，杨绛先生因病去世，享年105岁。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她几乎闭门谢客，打扫尘世，隐身于一片喧嚣中，静悄悄地炙烤着生命之火。“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心静如水，我该和平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先生走过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以一种优雅的姿态，由始至终。无论处于什么样境遇，她从容面对，宠辱不惊，守得住底线，也熬得过艰辛。真正的优雅，可以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
1911年，一个乳名叫做阿季的女婴在北京呱呱坠地。这一年，林觉民家的大小姐林徽因刚刚七岁，因为父亲娶了二房，冷落了母亲而郁郁寡欢；这一年，一个叫张乃莹的东北姑娘出生了，在呼兰河那座小城里，和爷爷相依为命，萧红是她后来的笔名；这一年，合肥张家三小姐张兆和刚满周岁，小姑娘闷闷不爱说话，却成了沈从文“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这是一个群芳荟萃的时代，一个个名字点缀在一起，成就了漫天的星光，林徽因、陆小曼、萧红等一大批文学才女的涌现也使这个时代蒙上一层浪漫的面纱。可是揭开薄雾，那一年，新旧碰撞、政权更迭，浪漫与动荡同名。在此之间，杨绛是个独特的存在
回忆往事，杨先生写道：“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据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只要抬头看见有那么一道金边，就有生的尊严和希望。
说起笔名“杨绛”的来由，可爱得紧。杨绛本名杨季康，家里弟弟妹妹偷懒，总爱将“季康”连读成“绛”，便有了这个“偷来的懒名”。儿时的阿季，绝大多数时光在京城度过。后因父亲工作缘故，举家迁到无锡。对于在北京的生活，杨绛没有太多记忆，只是偶尔在和别人打招呼时还能说出一口京片子。十岁的阿季外出到启明女校求学，临行时母亲给了她一块崭新的银圆。阿季用大姐给的细麻纱红花手绢包起来，贴身藏着，直到银圆被磨得又圆又亮，也不舍得用。启明女校是当时有名的洋学堂，老师都是修女，学生们称其为“姆姆”。在“姆姆”们眼里，阿季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鬼”（代指淘气的小孩）。上课开小差、和老师顶嘴，阿季都做过，但也止于孩子的偶尔顽皮，性格并不叛逆。除了贪玩，小杨绛还贪读书。诗词小说、中外名著都是她的“闺中好友”，就算生病了躺在床上，手里还捏着《大卫·科波菲尔》。父亲曾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
“不好过。”
“一星期不让你看呢？”
“一星期都白活了。”
清华大学一直是杨绛的志向，可当时清华不对杨绛所在的上海招生，无奈之下，杨绛进入东吴大学。当时的她想选择文学专业，可东吴大学没有文学系，她只得选了自己并不感兴趣的政治系。虽然学校和专业不称心如意，但杨绛依旧保持着积极的学习态度，成绩名列前茅，成了学校的“笔杆子”。终于在大四下学期，东吴大学闹学潮停课，眼看开学无期，杨绛决定北上找一所大学借读，机缘巧合下，她进入清华大学，遇见了钱钟书。
1932年3月，北京乍暖还寒，清华园内，古月堂前，迎春的风信子含苞欲放。钱杨二人的相遇，就如命中注定般，相见虽无言，却胜万语千言。他惊艳于她的温婉恬静，她醉心于他的才华横溢。彼时的紫荆花，开得正烂漫。1935年7月，苏州庙堂巷，赶上当年最热的一天，杨绛与钱钟书就在这里，许诺相守终生，将彼此刻进平常。后钱钟书留学牛津，杨绛毅然放弃清华的学业，随夫远渡重洋。对于自己认定的事情，她从未有过一丝迟疑。抗战时期，夫妻二人于战火纷飞中回到祖国，杨绛在《我们仨》里也提到，“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出去做外国人。”
在《走到人生边上》里，杨绛说了四个字“人生实苦”。接二连三的动荡打破了原本的平静，钱钟书离世，杨绛没有落一滴泪，她淡淡地说“钟书不喜欢人家哭他”；痛失爱女圆圆，她想的是“钟书和圆圆受不得这种，痛苦的担子我来挑”。孑然一身，先生以“我们仨”的名义打扫现场。2001年，杨绛整理出版了13册的《钱钟书集》；2003年，《容安馆札记》影印出书；2005年，《宋诗纪事补订》面世。文字的轨迹里，至今仍镌刻着他们的呼吸。
晚年的先生脸上总是带着得体的微笑，用泪洗过，笑得明净，笑得蕴藉。她爱体面，一辈子整整齐齐，临了也是，将既往岁月打扫清净，火萎了，先生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