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论李白诗歌
袁枚是性灵派的代表诗人，其诗学的核心思想是主性灵，其诗论的基本立场是“诗有工拙，而无古今”。因其破而不立的基本诗学品格，我们很难从袁枚的诗论中概括归纳出多少有价值的理论命题。本文作者却迎难而上，以“袁枚论李白诗歌”为切入点，探讨了袁枚的诗学思想，认为其论诗强调天分、重视个性、崇尚自我、突出个人的深刻人生体验。同时，作者还对“在唐，则青莲一人”“太白诗歌无情”等不易理解的命题进行了深入剖析，认为“袁枚于唐代众多诗人中突出李白，目的不是为了择一而从，而是为了突出李白的天分”，“其无情之说恐难为确，然其所论之动机值得深思。既主张真情往来于心而不释，则太白、东坡之豪放超脱在袁枚看来是离情远矣”。文章观点明确，思路清晰，重点突出，发人深省。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随园主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美食家，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又与赵翼、张问陶合称“性灵派三大家”。在诗学方面，袁枚倡“性灵说”，认为“诗有工拙，而无古今”（《与沈大宗伯论诗书》）、“诗写性情，惟吾所适”（《随园诗话》卷一），论诗强调天分、重视个性、崇尚自我、突出个人的深刻人生体验。这些也体现于其对李白诗歌的论述。
《随园诗话》卷九云：“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青莲一人。”要知道，袁枚看重的是不同诗人的独特造诣，主张广收博采而非突出某一位诗人。《随园诗话》卷五即云：“诗人家数甚多，不可硁硁然域一先生之言……须知王、孟清幽，岂可施诸边塞？杜、韩排奡，未便播之管弦。沈、宋庄重，到山野则俗；卢仝险怪，登庙堂则野。韦、柳隽逸，不宜长篇；苏、黄瘦硬，短于言情。悱恻芬芳, 非温、李、冬郎不可；属词比事, 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业已传名而去。后人不得不兼综条贯, 相题行事。”又《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再与沈大宗伯书》云：“且夫古人成名，各就其诣之所极，原不必兼众体。而论诗者则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题之所宜。即以唐论：庙堂典重，沈、宋所宜也；使郊、岛为之则陋矣。山水闲适，王、孟所宜也；使温、李为之则摩矣。边风塞云，名山古迹，李、杜所宜也；使王、孟为之则薄矣。撞万石之钟，斗百韵之险，韩、孟所宜也；使韦、柳为之则弱矣。伤往悼来，感时记事，张、王、元、白所宜也；使钱、刘为之则仄矣。题香襟，当舞所，弦工吹师，低徊容与，温、李、冬郎所宜也；使韩、孟为之则非允矣。天地间不能一日无诸题，则古今来不可一日无诸诗。人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用其所长而藏己之所短则可，获其所短而毁人之所长则不可。”因此，对于为门户之见所束缚的学诗人，袁枚形象地指出：“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开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谓之木偶演戏。故意走宋人冷径者，谓之乞儿搬家。好叠韵、次韵，刺刺不休者，谓之村婆絮谈。一字一句，自注来历者，谓之古董开店。”
明乎此，上述《随园诗话》卷九所云之“在唐，则青莲一人”便颇值关注。由“天性使然，非关学问”等可知，袁枚于唐代众多诗人中突出李白，目的不
是为了择一而从，而是为了突出李白的天才，或曰天分、才力等。袁枚论诗主性灵反格调，强调诗人的天分，认为“诗文之道，全关天分。聪颖之人，一指便悟”（《随园诗话》 卷十四）。在提到“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往往古今人持论，不谋而合”，以李太白《怀素草书歌》为例云：“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公孙大娘浑脱舞？”（《随园诗话》卷十五）其论诗天分之说似受李白影响很大。《随园诗话》 卷一云：“杨诚斋曰：‘从来天分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余深爱其言。”在《随园诗话》卷八论杨万里诗时，又以李白作为标杆：“诚斋一代作手，谈何容易？后人嫌太雕刻，往往轻之。不知其天才清妙，绝类太白，瑕瑜不掩，正是此公真处。”《随园诗话》 卷四则径言：“大概杜、韩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骛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佛云：‘学我者死。’无佛之聪明而学佛，自然死矣。”
袁枚认为，李白之天分在诗歌题材上表现为“边风塞云，名山古迹”，在诗歌体裁上则凸显于古体。《随园诗话》卷七云：“余尝教人：古风须学李、杜、韩、苏；近体须学中、晚、宋、元诸名家。或闻何故？曰：李、杜、韩、苏才力大，不屑抽筋入细，播入管弦，音节亦多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读。”《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九论黄仲则诗云：“仲则名景仁，常州秀才。工诗，七古绝似太白。”黄仲则是有清一代的天才诗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包世臣《齐民四术》）张维屏《诗人微略》云：“自古一代无几人，近求之，百余年以来，其惟黄仲则乎!”黄仲则之七古，最为著名的有两首观潮诗，可谓大气磅礴、凌云健笔。《观潮行》诗云：“客有不乐游广陵，卧看八月秋涛兴。伟哉造物此巨观，海水直挟心飞腾。瀴溟万万夙未届，对此茫茫八埏隘。才见银山动地来，已将赤岸浮天外。砰岩磓岳万穴号，雌呿雄吟六节摇。岂其乾坤果吁吸，乃与晦朔为盈消。殷天怒为排山入，转眼西追日轮及。一信将无渤澥空，再来或恐鸿蒙湿。唱歌踏浪输吴侬，曾赍何物邀海童？答言三千水犀弩，至今犹敢撄其锋。我思此语等儿戏，员也英灵实南避。只合回头撼越山，哪因抉目仇吴地。吴颠越蹶曾几时？前胥后种谁见知？潮生潮落自终古，我欲停杯一问之。”《后观潮行》诗云：“海风卷尽江头叶，沙岸千人万人立。怪底山川忽变容，又报天边海潮入。鸥飞艇乱行云停，江亦作势如相迎。鹅毛一白尚天际，倾耳已是风霆声。江流不合几回折，欲折涛头如折铁。一折平添百丈飞，浩浩长空舞晴雪。星驰电激望已遥，江塘十里随低高。此时万户同屏息，想见窗棂齐动摇。潮头障天天亦暮，苍茫却望潮来
处。前阵才平罗刹矶，后来又没西兴树。独客吊影行自愁，大地与身同一浮。乘槎未许到星阙，采药何年傍祖洲？赋罢观潮长太息，我尚输潮归即得。回首重城鼓角哀，半空纯作鱼龙色。”前后两首，立意各异，写法不同，“前者借用传统辞赋意象与相关传说，多作虚笔；此首则纯用白描，叙观潮全过程，结到身世感慨，只是实写。而气势之磅礴，笔力之酣畅，为历来观涛之作所未有”（蔡义江等：《黄仲则诗选》，中华书局，2011，第 24页）。二诗皆极精警，深得袁枚激赏：“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顾孙杨各擅场。中有黄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钱塘。”（《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仿元遗山论诗》）此以李白作比，视黄仲则为“今李白”，可见李白古体诗在袁枚心中的崇高地位。
袁枚论诗重天分，亦主性情。《随园诗话》卷五云：“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惟李义山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在他看来，诗歌应该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诗人“提笔先须问性情”（《答曾南邨论诗》），而非受制于韵：“余作诗，雅不喜叠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诗写性情，惟吾所适。一韵中有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慊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束为之？既约束，则不得不凑拍；既凑拍，安得有性情哉？”（《随园诗话》卷一）于此，不免令人联想到赵翼《瓯北诗话》 卷一对李白的相关评论：“李青莲自是仙灵降生，司马子微一见即谓其有仙风道骨，可与游八极之表；贺知章一见亦即呼爲谪仙人。放还山后，陈留采访使李彦允为请于北海高天师授道箓，其神采必有迥异乎常人者。诗之不可及处，在乎神识超迈，飘然而来，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劳劳于镂心刻骨，自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既主性情，袁枚论诗则惟以“妙”而定：“今人论诗，动言贵厚贱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为主。以两物论：狐貉宜厚，鲛绡宜薄。以一物论：刀背宜厚，刀锋宜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随园诗话》卷四）值得注意的是，《随园诗话》 卷六云：“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即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李白诗既有“不可羁勒之势”，又“妙不可言”，可谓主性情矣，为何袁枚却言其无情呢？无情之说恐难为确，然其所论之动机值得深思。《随园诗话》补遗卷十云：“诗家两题，不过写景、言情四字。我道：景虽好，一过目而已忘，情果真时，往来于心而不释。”既不释，则太白、东坡之豪放超脱在袁枚看来是离情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