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6版）羊山石佛寺岩壁尚存光绪二十六年所镌石刻：“以塘工运石长驻于兹。”可见，一直到清末，羊山石仍在开采，是为官方采办塘石的重要宕口。
然而羊山石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历代的开凿，康熙年间学者朱彝尊于《曝书亭集》卷六十八《羊石山题壁》一文中描述道：“为宫、为霍、为岌、为`……洼以为洞,潴以为潭。”嘉庆十九年，山南村人韩潮撰《羊山祖居记》，文中记载：“自海水为灾，屡兴石工，而采凿无余，残山剩水，碧涧深潭。”作者慨然叹曰：“问所谓羊山者，无存焉。”至此，羊山主体已然无存，却也正是由于不断地开采，形成了特有的羊山石城风貌。
三、柯岩
据有关资料分析研究，柯岩的地层岩性属于白垩系朝川组流纹质角砾玻屑凝灰岩，其岩石呈灰白色，质地细密坚韧，适合开采以及展开刻凿加工。柯山石的开采方式主要为露天开采，以板材和条石为主。
柯岩的开采历史，据文献推测，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末期。明代祁彪佳于《越中园亭记》中载：“柯山石宕，传系范少伯筑越城时所筑。”但该记载也仅为推断，无法作为确凿证据证明柯岩的开采时间。
确切的开采时间，据记载可推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清光绪二年，沈成烈于柯岩云骨之上以行楷小字题写铭文：“太初孕，赤乌辟，削峻铲阜磐石竭。不受秦鞭，足当米笏。蜷指翠微，烟覆原隰。毋论山之精，气之核，吾直字之以‘云骨’。光绪二年瘦生铭啸梅书。”其中，“太初”与“赤乌”分别为汉武帝以及三国东吴的年号。由此可知，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此地已成为采石场，而至三国东吴赤乌时期，该云骨奇石已然形成。
柯岩石塘大规模开采的时间推断大致是自公元四世纪左右开始。《嘉泰会稽志》中记载写道：“晋司徒贺循临郡凿此以溉田。”东晋贺循时任会稽内使，主持傍鉴湖北堤开凿绍兴城往西沟通至钱塘江的水道，即“西兴运河”。由于开挖西兴运河的缘故，修筑石堤、石桥等建筑所需的石材需求量大幅度提升。
由此，在无数石工的数代劳动下，柯山被不断挖掘，最终在此基础上留下了柯岩大佛和云骨巨石两处杰作，以及无数星罗棋布的石景。
四、吼山
吼山，古时称其为“犬亭山”。万历《绍兴府志》中记载道：“犬亭山，在府城东南三十里，宝山北。旧经、《越绝》并云：句践畜犬猎南山白鹿，欲以献吴，故曰犬山，其亭为犬亭，岁久相延，呼为狗山，又曰吼山。”直呼“狗”音稍显不雅，因为在越地方言中“狗”与“吼”相近，久而久之“吼山”这一别名于口口相传中逐渐被熟知。吼山石石质亦为角砾凝灰岩，组成结构均匀，本身的硬度以及脆度较低，易于作为石材进行开采。
从这里看出，“吼山”这一名称，已经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出现。此外，经考古发现吼山存在大量原始青瓷，考古研究表明这一系列文物属于春秋战国时期，同样能够证明吼山历史已久。
但关于吼山的开采，难以找到确切的文献进行证明在古越国时期已然开始。结合绍兴历史中大型设施建筑的建设时间，大致推断吼山作为采石场大面积进行开采应当始于东汉马棱、马臻两位太守所筑水利工程回涌湖时期。
管仲曾举例释：“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通过他的表述，我们大致可以描绘出当时越地的水域环境，浑浊且具有较强的侵蚀性，不易于人类生存，是为穷山恶水之地。所以治水就成为了越地的一件大事。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中提到：“又有回涌湖，在府东四里。相传马臻筑塘，以防耶溪之水，溪水暴涌，抵塘而回，故名。一作回踵。”东汉永元年间，马棱时任会稽郡太守。见此地水患泛滥成灾，于是主张兴修水利，于城东修建回涌湖，通过弯回的堤坝起到滞洪的作用。
至东汉永和五年，下任太守马臻承前任未竟之业，筑坝拦湖。回涌湖的具体所处位置在如今绍兴市越城区禹陵乡葛山东西两侧。经过地理位置相对比，绍兴几大采石场中吼山具有一定优势，利于石材的运输。《水经注》中记载道：“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海开水门六十九所”。其所需的石材、石料，就依靠开山取石。
开采活动断续延至明朝，由于石宕的不断开采，地下水冒出，水位上升到同宕外的运河持平，留下了“残山剩水”的景象。无数文人志士游及此地，触景生情，留下许多珍贵的诗作与故事。明时袁宏道就曾于此地赋诗：“知不是天造，良工匠意成。千年云气老，七日浑沌生。精祟虚无出，猿猱叹息行。道旁应借问，恐是越王城。”
五、新昌大佛寺
新昌大佛寺位于新昌县城西南两公里许的石城山谷中，那里山清水秀、岩险石奇，自古以来就颇具盛名。而在这众多的山石景观中，最具历史文化内涵的要数位于全寺中心的仙髻岩。仙髻岩即大佛岩，历史悠久的石雕弥勒大佛就开凿在此岩中。因远望如美人垂髻而得名仙髻岩，又因其间山涧流水如管弦合奏，妙似天乐，而取名天乐岩。相传岩顶有灵芝大如车盖，香飘四溢，且有大蛇环护，不得靠近，夜间则闪闪发光，故又称紫芝岩。紧挨仙髻岩，位于东边的还有月峡岩。新昌县志中对月峡形貌这样描写：“两崖峭削，中间一罅，方正如门，有双松挺立，中秋月落崖间，俨如宝镜开奁。”锯解岩也是一大奇观。锯解岩，俗称锯开岩，是一块4米多高的巨石，岩石中间有一缝，如刀劈一般，相传是两位仙人用稻草绳锯开，以启示开凿大佛之人能锲而不舍。此外还有风动岩、蝴蝶岩、狻猊石等等各具传奇色彩的岩石。
大佛寺之所以能有异彩纷呈的石文化，除了有人文底蕴、神话传说的熏染外，当然也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据了解，大佛寺所处的山峰岩性坚固，地质成分主要为凝灰岩，而凝灰岩在长期的外力作用下极易形成奇峰怪石或天然细缝和洞穴，并且此处山岩整体性好，硬度适中，易于加工，便于开采和雕刻石制品，这便为大佛寺石文化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大石佛窟是大佛寺内一著名景点。据记载，佛窟开凿于南朝齐永明四年（486），由护、淑、三僧历时30年至梁天监十五年（516）完成，故世称“三生佛”。佛窟依山而凿，高17.13米，宽15.54米，深10余米。弥勒佛像结跏跌坐其中，作禅定印，整个坐像高13.74米，头高4.8米，耳长2.8米，两膝相距10.6米，体态匀称，造型秀美，神态安详，展现出大佛沉静、智慧、超脱的内心世界。南朝著名文艺理论学家刘勰赞之曰：“不世之宝，无等之业。”后人誉之“江南第一大佛”。不仅如此，作为江南仅存的早期石窟造像，它的开凿年代与云冈、龙门石窟相近，比四川乐山大佛要早200多年，并且从佛像的造型设计上看，它超然脱俗，不以某一帝王为原型造像，这比云冈、龙门两大石窟造像更加新颖独特。
大佛寺西北约300米，有千佛岩。千佛岩，又名千佛洞、千佛院，其前身是元化寺，为高僧于法兰、于法开师徒所建立，是与江南第一大佛同时代修筑的石窟。元化寺到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开始开石窟，造千佛，后来又在洞外建宇成院，故又称千佛院。千佛院内有相通的大小两窟，大窟后壁正中雕释迦坐像，高约2米，该像右侧列千佛6区，左侧4区，每区纵排10小龛，横列11小龛，每龛一佛，中间九龛合为一较大龛，雕一较大佛像，且两侧各雕一胁侍。因此大窟每区有104尊佛像，合计共1040尊。佛像造型纤巧优雅，多着通肩服饰，作禅定印，个别佛则着褒衣博带式佛装，为国内造佛形式较早一例。
未曾造像的洞窟也有数处，大佛寺宝殿西侧，沿岩壁栈道而上，有洞窟三，依次排列为隐岳洞、朱子洞、白鹇坞洞。隐岳洞的来历和开山祖师昙光有关，据记载，东晋永和初（345年），昆山僧人昙光漫游江东至石城山，初进山遇雨，遂至南山一石室（即隐岳洞）歇息，后又在此草创寺宇，曰“隐岳寺”。朱子洞，得名于宋朝著名理学家朱熹，相传他曾在此著书讲学，洞中原有朱子亭，供朱子像，今均已毁。唯亭中老梅根株尚在，抽枝开花，生机不绝，传为朱熹手植，故称“朱梅”。东首洞窟较小，是古代“白鹇坞洞”遗址。千佛岩石窟东西两侧，亦有两石窟，不过东窟已于1983年泥塑海岛观音群像。
石窟造像是大佛寺的一大特色，而摩崖碑刻也是大佛寺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弥勒大佛石窟内有乾隆年间状元梁国治所书的“最胜庄严”，大佛顶上岩壁间有刘廷蕙书“壁立万仞”，但被殿阁所掩。弥勒内院北侧也有许多摩崖石刻，如北宋大画家和书法家米芾书的“面壁”，道光庚子年间徐鸿占书的“南无阿弥陀佛”，西侧还有清代奉化书法家毛玉佩所书的“少有洞天”等。在山门前广场的岩壁上，一个大“佛”字赫然醒目，为弘一法师手迹中“佛”字放大镌刻，与地面上“心”字相接，合称“佛心广场”。放生池南面岩壁上，镌刻西方三圣佛名，弘一法师书“南无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僧永和书“观自在菩萨”，西岩壁下又刻有“放生池”三个大字，为嵊州长乐钱思廉所书，小放生池北岩上亦刻有“放生池”三字，为僧悔诸书。
此外，在一些石制墓塔牌坊亭阁中也处处蕴藏着石文化，如智者大师纪念塔、昙光祖师舍利塔、石城古刹牌坊以及古国师亭等。同时，新昌大佛寺的石文化随时代进步也在积极打造开拓中，比如新增景点般若谷就由明代采石场加工改造而来。
六、结语
绍兴石宕是越地石宕的典范，它既是一种历史的遗存，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在研究石宕开采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越地这块故土的发展变化，领略到这种变化背后先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绍兴石宕将越地先民与后人紧紧联结在一起。石头本冰冷无情，却因古人最初的无意之举，后人相继的有意雕凿，造就了一道道属于绍兴的另一种美丽风景，不仅给我带来了感观上的愉悦，也给我们了心灵上的一次洗涤。
（指导老师：校外兼职研究员何鸣雷 绍兴文理学院大学生越文化研究会学生科研课题：绍兴石文化深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