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苏轼，同为巴蜀历史文化名人，一为盛唐文化之骄子，一为宋代文坛之巨擘。为了探寻两位巨人的政治理念、人生襟抱、文学思想、文化价值以及他们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兹特邀四川省李白研究会名誉会长、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教授王定璋先生以苏轼《李太白碑阴记》为例进行解读。阅读时，大家不妨认真思考如下几个问题：苏轼称李白为“狂士”，有何根据？是褒是贬？他又是如何看待李白入幕永王的行为？和北宋时期的其他评论相比，苏轼对李白的评论有何特点？本文作者又是如何看待苏轼对李白的评论呢？您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是苏轼吊念李白时所作的文章，全文不长，过录于兹：
李太白， 狂士也， 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 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 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 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 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 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 出不休显，贱不忧戚。 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 雄节迈伦，高气盖世。 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吾于太白亦云。 太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寢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 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眉山苏轼撰。
开篇“李太白，狂士也”的论断，是苏轼基于对李白豪放浪漫的气质与诗文创作中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文学成就的肯定。 唐人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说：“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 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 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也。 ”志不拘检，展衍开来，必然蔑视权贵，不拘礼仪，放纵恣肆，给人以“狂士”的印象。 李白的崇拜者可以开列出一大堆来，与他兄弟相称、狂歌纵酒的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篇即云：“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当年才华纵逸的四明狂客贺知章，在阅读李白的诗篇之后，为之动容，认为像李白这样人中凤凰，乃“谪仙人”也。
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序云：“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呼余为‘谪仙人’，因解金龟，换酒为乐……”盛唐狂客贺知章自叹狂客都不足以概括李白之狂，只有“谪仙人”差可谓其貌，足见苏轼称李白为“狂士”是有充分根据的。
如果说对李白之狂还未露褒贬的话，那么苏轼对太白“失节于永王璘”是持否定态度的， 认为李白入幕永王的行为是“失节”。 不过，毕文简公则不这样看，并且肯定李白从军参加李璘的队伍是要辅李璘平叛，以中兴唐室。 这是关系到如何评价李白晚节的大事，不可不辨。
《新唐书·玄宗纪》载，天宝十五载(公元 756 年)， 为了组织力量平定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七月甲子，次普安郡。 宪部侍郎房琯为文部尚书、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丁卯，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御史中丞裴冕，陇西郡司马刘秩副之。 江陵大都督永王璘为山南东路黔中江南西路节度使，盛王琦为广陵郡都督、江南东路淮南道节度使，丰王珙为武威郡都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使……”这即表明，永王璘组织力量经营长江流域抗击叛军是皇帝的“制置”，合理合法，是师出正当的行为。 李白入幕永王璘也是出于平定安史乱军的光明正大之举，怎能以从逆论之？ 谓予不信，尚有《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四肃宗至德元载(公元 756 年)所记为证：“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 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使，南取长安、洛阳。 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
值得注意的是，唐玄宗在逃往成都的途中下达“制置”是天宝十五载七月十五日， 而由于受通讯条件所限和道路阻隔，早在七月十二日太子李亨已即位登基于灵武，是为堂而皇之的帝王，将唐玄宗闲置于太上皇了。 《通鉴》注云：“甲子，太子即位于灵武，丁卯，上皇下此制，盖道里相去辽远，蜀中未之知也。 ”这样，先前名正言顺的玄宗“制置”便失了合理性和存在价值，永王的行为与经营江左、聚集兵力财富的军事谋划便失去了合法性，被视为图谋不轨之举。
据《新唐书·李璘传》载：“永王璘，少失母，肃宗自养视之。 ”也就是说，李璘年少失母，是肃宗李亨把他抚养成人的。 但是，由于兄弟之间的权力之争，最后永王璘被杀。 李白当年入永王璘幕是实现其平定安史之乱的爱国之举，不料却落入李亨兄弟之间权力争夺的漩涡，被判长流夜郎之罪。 若以理性而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超越正统观念，李亨违背父命，抢班称帝于前，李璘的叛逆于后，作为幕僚的李白真有些冤枉！ 因此，李白“失节于永王璘”情有可原。 李亨称帝，玄宗的“制置”即被废止，其间是非曲折应当辨析清楚。 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许李白，应当说其见解是超脱于李亨兄弟之间争斗的客观判断。 李白《永王东巡歌》也道出了李璘依“制置”而出兵的合法性：“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雁鹜池。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莫不展示其出师行为的光明正大。
李白这组诗共十一首，表明了李白从永王璘的心曲和动机是靖难勤王、拥戴朝纲。 以王佐谢安自许的李白，期望静胡沙、平戎虏，最终要“西入长安到日边”班师还朝。以失节论之，不亦谬乎？ 李亨与李璘之间争斗的详情，作为幕僚的李白，未必详悉，这是应辨析清楚的。
苏轼称李白为狂士，其实并非轻贱贬损。 所谓“狂士”，即是不循常轨、超迈流俗的知识精英。 知识分子是任何社会中不可或缺的群体， 无论是刚跨入文明社会的上古时代， 抑或生产力和科技水平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 知识阶层莫不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 扮演非常重要的社会角色。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的传统称谓。 《说文解字》云：“士，事也。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 ”段玉裁注讲得更明白：“引申之， 凡能事其事者 称士…… 故 《传 曰 》：通 古 今 、 辨 然 否 ，谓 之士。 ”可见，士是通古今、辨然否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地位按照孟子的见解是“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也就是说， 靠其知识文化可以在社会阶层中取得仅次于大夫的社会地位。 而“狂士”者，则是蔑视礼法和道德规范的狂狷之士。 东方朔“人主左右诸郎半呼之‘狂人’。 人主闻之，曰：‘令朔在事无为是行者，苦等安能及之哉！ ’”(《史记·东方朔传》)尽管东方朔被诸郎称为“狂人”，武帝认为宫中诸郎是远不及他的才干和能力的。 观其在汉庭的作派，在武帝面前游刃有余的机敏论辩， 敢于向武帝奢糜行猎，崇宫室，扩苑囿的谏言……诸郎是无法望其项背的。 东方朔《答客难》中汪洋恣肆、口若悬河的论辩，援古证今、出入历代先贤圣哲之宏论，挥洒自如、雄浑通脱的精神气韵， 又岂是浑浑噩噩如辕下驹之诸郎所能比拟。 《史记·索隐述赞》也称“伟哉方朔”是恰如其分的。
李白在诗中毫不掩饰地自称狂人：“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手持绿玉杖，朝别黄鹤楼。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足见苏轼目太白为“狂人”，并无贬意，正如李白称贺知章为“四明狂客”一样，似乎还隐含着爱怜之情，苏轼还在词中称“老夫聊发少年狂”可为证。
苏轼以特立独行的东方朔期许李白，则是融合敬意与推崇。 李白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以东方朔自况：“岁星入汉年，方朔见明主。调笑当时人，中天谢云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东方为岁星事，见载《太平广记》卷六引《洞冥记》及《东方朔别传》：“朔未死时， 谓同舍郎曰：‘天下人无能知朔，知朔者唯太王公尔。 ’朔卒后，武帝得此语， 即召太王公问之曰：‘尔知东方朔乎？’公对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颇善星历。 ’帝问：‘诸星皆具在否？ ’曰：‘诸星具，独不见岁星十八年，今复见尔。 ’帝仰天叹曰：‘东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岁星哉！ ’”是谓伟哉方朔乃天上岁星现身于汉庭！
李白屡次比之于东方朔，足见其对东方朔之尊崇。 《玉壶吟》云：“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史记·本传》：“朔行殿中，郎谓之曰：‘人皆以先生为狂。 ’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 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 ’时座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 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
称李白为“狂士”，比李白行实举止于东方朔，展示了作为诗人、文学家的苏轼对李白文学家精神气韵的深刻认知。 东方朔、李白以及苏轼的共同之处是他们的政治襟抱、文学才华、精神追求不被社会理解，因而其人生理想、自身价值未予充分展现、实施，可谓“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彷徨与愤懑之典型，是封建时代“怀抱利器而无所适”的潦倒者，狂狷之士也。 《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集解》云：“包(咸)曰，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 ”应当注意的是， 苏轼的境遇与东方朔、李白有所不同。 他不仅是朝廷命官、皇帝左右器重赏识的人，还出任多处刺史，只是受佞臣谗谤而屡遭贬黜， 遭文字狱迫害、政敌排斥和小人打击而被贬于当时蛮荒绝遥的海角天涯。 因此，评论李白时，将正统观念置于极为重要的量裁标准，对李白从永王璘之事视为“失节”，无视肃宗未经玄宗决定而抢班称帝之事实，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大抵是宋人重传统轻创新、重正统轻个性之观念使然，发展到南宋，竟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