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场所的结合诞生了“记忆术”，西塞罗、奥古斯丁、多明我会、弗朗西斯·耶茨等人都对场所/位置对记忆的促进作用有过论述；而皮埃尔·诺拉将两个词结合，提出“记忆之场”，并使之具有比该词原始意义更宽泛的意义，
“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不过这三层含义同时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作为化工色历史产物、需要被保护好和利用好的红色场馆在这三个方面就是共存的：占据一定地理位置的、被建筑出的实在空间，发挥教育、塑造和传承价值观的功能，作为历史事件、荣誉和铭记的象征。这三方面的结合使得红色场馆在提升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效果方面作用突出。具体表现为：红色场馆使得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可视、易于记忆和思考；红色场馆扩展了教学场域、产生新的知识；参观红色场馆及此过程中产生的思考与交流，这些活动本身唤起高校学生的记忆责任，实现对高效思政课内容的认同与生发。
一、红色场馆使得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可视、易于记忆和思考
高校思政课主要以文本为媒介，如教科书，高校学生通过想象，构建学习内容；而红色场馆则通过空间、物件、灯光、声音等多维、多感知呈现思政课内容，使其可视、易于记忆和思考。李大钊同志说：
“过去的人或事的消亡，成就了他们的历史存在，自从他们消亡的那一俄顷，吾人便已发见之于吾人想象中，保藏之于吾人记忆中；他们便已生存于吾人记忆中、想象中了。”红色历史上的人或事一旦过去，便属于过去，存在于我们的记忆和想象之中。而记忆是鲜活的，即总有由现在的我们来承载；但记忆的发生环境已不在，记忆的环境也已发生变化。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已远去，“小米加步枪”的事件不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物质条件也已较少存在。这种环境的不同与断裂、发生事件的远去，使得当下自发的红色记忆难以发生；正如此，就需要建筑和构建具有功能与象征意义的实在性红色场馆，以便凝结与安放记忆。与此同时，作为过去的人或事，是作为历史知识、以文字文本的形式出现在高校思政课的课堂上，以教科书的典型形式存在。在文本中，红色历史通过历史话语间接地被提及；高校思政课师生借由文字对事件实现精确记忆、重构过去，通过想象力完成此工作。通过记忆与想象，红色人物、红色事件被感知到，但个体在这一过程中有某种艺术家的创作自由，也就是说每个受教育个体，“在所有的事情中，他可能记住的，只有那些与自己的这些认识保持合理程度的相关性和协调性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对红色历史的记忆与想象具有差异性。而红色场馆则可以通过可视化高校思政课内容缩小上述产生的个体红色记忆的差异性，实现知识的记忆与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深情地说：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分珍贵、每个场景都耐人寻味，我们要经常回忆、深入思考”。
“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红色场馆展示、展览、纪念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相关图片、文字、物件、影像、雕像等，并且按照一定顺序（多以事件为主题，时间为线索）布设。从记忆技巧，即“记忆术”角度讲，将作为知识表征的物件、图像等摆放在一定的位置，利于知识的记忆与掌握。14 世纪初期，多明我会指出，有四件事能帮助人们得到良好的记忆：第一件是要以确定的顺序安排要记忆的事物；第二件是要全神贯注；第三件是要将它们用不同寻常的符号加以标示；第四件是经常重复并加以思考。高校思政课内容在红色场馆中通过形象的物品标示、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序在空间中排列、展示，吸引来参观的高校学生的注意力；集体活动中的交流又使思考即时发生，而且红色场馆参观的重复性也时有发生。对“记忆术”的运用，红色场馆将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具体呈现，成为凝结与安放记忆的堡垒，大大提升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传授和掌握。
二、红色场馆扩展了教学场域、产生新的知识
当今时代，知识的生产者变得不再唯一，而是每个个体都成为连接点。红色场馆使得教室里读到的文本变得具象与可视化，是高校思政课教学场域的扩展。实际上是以视觉感知占主导地位向空间感知凸显的转变，增强了理论的彻底说服力，激发高校学生自身的力量，并与理论内容、红色历史进行深入而又富有想象力的积极互动；教室同红色场馆的教育界限变得模糊，红色场馆成为新的“教室”，生产新的知识。
新“教室”之所以能产生新知识得益于：第一，其为社会交往的空间：更多的交流与讨论，即较于坐在教室中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红色场馆的课堂是开放的，交流是随时、及时和共时的，既不受固定授课时间的限制，也摆脱了课堂秩序的束缚，学生以更主动的状态参与到思政课教学中。第二，红色场馆提供了基于数字时代得以实现的、翔实、壮大的历史数据库资料，借助虚拟技术实现历史虚拟环境与情境。沉浸式的体验使得主体在历史画卷中行走，获得具有更多细节与情感的体验。知识传播由单向传播变成互动联结的生产，扩展了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互动循环的学习使得教学效果得以保障。
参观红色场馆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呈现，新知识在这一开阔的教学场域中形成。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不管这种活动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的”。此处具体为许多个人在红色场馆中进行的精神与言语交流的活动。马克思用实践的观点，把问题放在关系中。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共同参观红色场馆的社会关系中，人（自我）、人与人之间交往，并在此过程中实现高校思政课内容在师生那里变得稳定、持久、外化成行为，即“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具体表现为，参观红色场馆的人员，可以是以高校学生个体形式，也可能是以团体的形式进行，这样，在同一时段参观场馆的主体之间，就有熟悉或完全陌生的关系存在。但无论熟悉还是陌生，都由于共同空间、共同话题而变得流畅沟通与交往：
与解说员的沟通、与观看同一展品的其他人员的感想交流、恰好听到旁边团队关于眼前红色人物的轶事分享，等等。这种社会交往可以很好地实现个体记忆向集体记忆的转换，即个体从思政课中获得的关于红色历史的认知与情感唤起，在与他者（非自身、非亲者）或放松或质疑或愉悦的交往、沟通中，形成着新的社会关系，同时，将基于个体学习与想象的知识，变成与社会其他成员（一个更大的群体）相对一致的、专业、凝炼、稳定的知识。这种知识既可以是哈布瓦赫意义上的集体记忆，扬·阿斯曼意义上的文化记忆；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此处为参观红色场馆）的社会交往由多个发言者共同生发出对高校思政课中某一内容的新领悟。
三、参观红色场馆的活动唤起高校学生的记忆责任
参观红色场馆多以集体组织的形式进行。“仪式本质上是一个身体经历的过程。人们的身体聚集到同一个地点，开始了仪式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参观红色场馆属于仪式。此仪式的存在一方面是为了抵抗对于作为历史资源的、发生的事件远去和逝去的遗忘，另一方面是个体确定其群体成员身份、获得认同感的途径。仪式重复利用巩固记忆。记忆是具身性的，所以对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的记忆则是个人化的，具有主观性和心理性，被视为一种责任来经历。
高校学生在参观红色场馆过程中，接触到在教室里读到的文字中未曾“见过”的东西——不再存在的地方、从未见过的红色人物、出生之前已经发生的红色事件等。红色场馆使过去的地方、人物、事件有意义而且真实可信，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传承价值观的教育功能。参观者感受与过去的红色历史靠得近了点。在“英雄”、“伟业”的面前，高校学生与过去、与教育、与文化之间“交互”，感受到前人的伟大和传承记忆的责任。
记忆的责任使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它让每个人都感到有责任去回忆，从归属感中找回身份认同的源头和秘密。记忆的具身性、鲜活性，使得记忆具有属我性，记忆的再生建立在个人与自己的过去之间的关系上。高校学生参观红色场馆时是在书中穿梭，在行走与站立的交替运动中，对红色场馆空间中呈现的物品进行观察、阅读和体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高校思政课中不曾遇到过的因素开始影响主体的学习，比如光、色彩、声音、人工或机器解说、口头交流与争辩等。这种主体所面临的“环境语境”是教室学习行为所不具备的，有助于实现学生在思政课中实现自我回溯，实现对思政课内容的认知、省思和认同。主体认同的实现与记忆责任、红色场馆的功能和多感知实践密不可分。
“过去从未真正过去，它已经成为了现在的一部分”。每个学生在场馆中对物品的利用与互动以及参观红色场馆活动本身，是其与同伴、集体连接起来的纽带；是个体和集体赖以设计自我认同的出发点，而且也是他们当前决定采取何种行动的出发点。红色场馆中思政课教学内容在主体完成自身和集体认同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被记住，并逐渐外化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