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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吾人在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去北郊山里的盘龙台公墓给先岳父吕俊华先生扫墓，经过钟敬文先生墓时，也向他鞠了一躬。先岳父和钟先生都是大学老师，忽然想起教师节快要到了，而教师节之动议，也是钟先生和师大的几位老师一起提出的，这其中钟先生和启功先生都是我的老师，1985年有了教师节，那时候我已经从师大中文系毕业,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了三年。

那时的汉语教研室里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中老年教师，年轻的只有四个小伙子，一个是我，北师大中文系77级；孟留喜，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78级；刘树勇，南开大学中文系79级；苗福生，山东大学中文系80级。那时候中财很破败，与天下一样处在百废待兴之际。待到1985年有教师节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来了中财，记得那时候我们开玩笑，终于教师也有个“节”了，有了“节”，自然就是“被重视”的一群人了，像是妇女、儿童、劳动者，这都是国际上有“节”的。我们做了教师，没两年就有了“节”，这也算天降福佑，党国眷顾，自是喜事。我们四人就在毕业不久，得此沾溉，都觉得应该好好做个老师，堂堂正正地教书，自由自在地做学问。

那时候，我们四个经常在一起坐而论道、畅谈天下事，当然更多的是说如何做好教师，如何做好学问。我们都是从不错的综合性大学毕业的，我们所在的中文系也是当时天下很好的中文系。学校和学科专业，用现在的话说都算“双一流”。来到这样一个单科学校，教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实用类课程，我们觉得十分不适应。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被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当时讲究服从国家安排，听党指挥，所以“不适应”也要想办法“适应”，要完成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我们比较迅速地融入到这个新的“组织”（现在叫“团队”）中了，似乎没有太长的适应期，也没什么太多的怨言。又因为我们四个人情意相投，也就很快按部就班地工作了。

我们算改革开放之后上大学的“新三届”，上大学之前的十余年基本上不读书，因为我们被教导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那谁敢读书呢？大学，把我们真正地解放了，我们真正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刚来中财的时候，没有什么课上，我们靠着惯性继续读书，还不断地讨论。80年代是文化觉醒的时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那时候我们是学术界文化大讨论的旁听者，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尽管我们还年轻，但是我们受到了文化精英们的影响，思想也十分地活跃，我们围炉夜话，喝着并不高级的酒，吃着自己烹饪的菜，纵论天下。亦有争论，亦有融通，听着孟留喜的理论建构，听着苗福生的当代文学评论，听着刘树勇精辟的社会批判还有他特别擅长的艺术批评??那真是一个浪漫的时代，是一段自由的时光。那时候我们年轻，有着充盈的创造冲动，孟和苗的文章、刘树勇的小说，还有我们共同编写的书籍，很快就刊行天下。那时候好像根本不是为了评职称，就是想写，写出来就高兴，每天都笑得特别灿烂。

我们都是做教师的，除了我是学师范的，他们仨都是非师范类名校出来的，做教师都很棒，受到学生的认可与爱戴。现在想来，之所以能做好教师，至少我们都具备了这样几个特点：一、不照本宣科；二、知识储备充足；三、思想自由开阔。因为有后两点，所以能有第一点。还有一点要补充，就是对学生好，和学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当时在学校开了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讲座，来到现场听讲的学生真可以说是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那种求学若渴的氛围，真是让我们感动。我们就更起劲地讲，各种的题目都讲，我那时候甚至都给学生讲训诂了，那在中文系也是较枯燥的课，可是中财的学生们还是听得那么入神。我们就想，别看这是一所财经类的专门学校，但学生对人文艺术知识的渴求、对知识结构的拓展，真的是潜力巨大。我们因此也和很多的学生成了朋友，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当时我们自诩“汉语教研室的四条汉子”，结果后来不知道由哪一届的学生把我们称作了“中财四大才子”，当时我们在中财也算“享有盛名”了。学生为什么喜欢我们的课？一个是因为那时候这类的课太少，我们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另一个原因，也是学生们认可我们的讲法，听着不累，尚有所得。那时候没有学分，大家都是自愿来听；我们也没有工作量，就是愿意讲，讲着过瘾，也在讲的当中增进了我们的学问。

能讲好课，就要好好读书，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读了很多书，互相介绍，互通有无。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很多经典，古今中外，靡所不包。特别是当时新翻译的世界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看到这些书那真是如获至宝，对我们知识结构的更新以及思维方式的改变，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我们那时都是无目的地一本一本完整地读，不像后来为了发表文章目的性较强地读书，也不像后来似乎没有时间完整地读书。我们那时候可以说是“傻”读书，没有多少功利性，也没有那么碎片化。那时候发表文章、出版专著相当不容易，拿到一笔稿费会高兴很长一阵子，其实没几个钱，高兴的是学术上的被认可，是一种实现的喜悦,跟评什么职称没大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要被评为教授，我们认为那是终身的追求。

尽管在1989年前后孟留喜和苗福生相继离开中财，但我们“教师”的使命都在，现在孟留喜在美国某大学已是终身教授，十几年前用英文写了一本研究袁枚女弟子的专著，近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了译本。苗福生在中国财经报社做总编辑，也经常有学术演讲，也不断出书励人。我和刘树勇还在中财，做教师也近四十年了，树勇的“老树画画”红极一时，他现在是中财的名人，享誉天下。做教师自然关心教育，我一直说：“上课不等于教书，发表文章也不等于做学问。”一个大学老师，或说所有的教师，“教书”就要连着“育人”，上课只是为了完成教学工作量是不行的。

教书，我们还是要保有一己之特色，带研究生更是树人第一位，教方法第二位，做学问第三位。学问再大，人不好也是造孽。学校视人才培养为第一要务，只管“才”不管“人”是不行的。“为人”还是要合“大道理”。记得刘树勇很早就愿意给学生讲《光荣与梦想》；我是讲孟子那四个为人之基本准则，即要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也时常讲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孟子那四条是基本的，张载的四句，是更高一层的标准，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做个教师，为人师表当然很重要，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为“师”者，首先得是个有魅力的人，有个性的人。看看民国那些大师，有风骨、有情趣，都是些有故事的人。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些老师特别是老一点的先生，你就是和他在一起待一会儿，就会觉得学问文章就像春风吹下的花瓣，拂了一身还满，就像在春风里坐了一阵子，觉得自己从里到外地有了改变，改了什么呢？也一时说不清楚，就是觉得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澄澈了、通透了，就像是海德格尔说的那种“去蔽澄明”的感觉。

(文化与传媒学院 王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