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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版）苏轼感慨：“负薪能谈王道，正谓允从辈耶？”虽远谪天涯，仍然忧国忧民、关心时事，对于王安石新政的批判，到老未变。“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情怀始终如一；对于唐村老人“负薪能谈王道”的赞许背后，隐含有对“肉食者鄙，未能远谋”的讥讽。

五、李氏子再生说冥间事——以阴刺阳寓意明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闻城西民李氏处子病卒两日复生。余与进士何旻同往见其父，问死生状。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误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无罪，当放还。”见狱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系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妪身皆黄毛如驴马，械而坐，处子识之，盖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钱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处子邻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盘及钱数千，云：“付某僧。”僧得钱，分数百遗门者，乃持饭入门去，系者皆争取其饭。僧饭，所食无几。又一僧至，见者擎跪作礼。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还。”送者以手擘墙壁使过，复见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跃，处子惊而寤。是僧岂所谓地藏菩萨耶？书此为世戒。

此事涉及幽冥，颇为荒诞；苏轼不仅邀进士何旻同往调查考实，而且详细记载经过，似乎有违“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信条。然而阴曹地府中，执政者能够秉公办事、速纠错案，戴罪僧现身说法、与狱友互通有无——都是阳间难能可贵的美德与高风，对于世道人心确有不可多得的借鉴作用。所以，苏轼于文末特意写下了语重心长而掷地有声的五个大字：“书此为世戒。”此文以阴刺阳，借题发挥，文笔轻松，寓意深远，是一篇具有启迪、警策意义并重的佳作。

六、信道智法说——不畏神灵勇创新

东坡居士迁于海南，忧患之余，戊寅九月晦，游天庆观，谒北极真圣，探灵签，以决余生之祸福吉凶。其辞曰：“道以信为合，法以智为先。二者不离析，寿命不得延。”览之竦然，若有所得，书而藏之，以无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离之意。轼恭书：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子思则曰：“自诚明谓之性。”此之谓也。孟子曰：“执中无权，由执一也。”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凝；以智先法，则法活。道凝而法活，虽度世可也，况延寿乎？

苏轼因时制宜、随境而变，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博学古今、善待穷通，“休将白发唱黄鸡”，“此心安处是吾乡”。天庆观灵签上的卜辞，非但没有吓倒东坡居士，相反促使他从思孟学派的优秀思想中获得珍贵的启迪与有力支撑，勇创新说，最终得出“道凝而法活”的哲学观、法治观与人生观，令人耳目一新。

苏轼不迷信、有觉悟，善思考、勤辨析，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杰出代表；他善于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中汲取思想力量，为我所用、长我智慧，以打破旧观念、创立新思想；对信道与法智二者合一境界的竭诚追求，表达了死而无憾的决绝态度，可见其自信何等强烈、立场何等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