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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人来临———汉学何去何从？》一书编选了德国汉学家顾彬有关汉学的24篇文论。这些文字都是作者用德语写就，而由几位中国翻译家译成中文的。翻译得是否准确呢？不得而知———这也许正是不同的文化在相遇、对接和交流时难免碰到的尴尬和困境；对于两种差异甚大的语言文化，尤其如此。顾彬是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的，但他毕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而且中文学得还不错，能用中文写诗和散文。这样一来，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较其他汉学家也许就更具某种优势，所以他要“重新思考中西相遇”。读完这24篇文论之后，笔者也确实感到受益匪浅。

在顾彬看来，“好些中国学人有一种奇怪的思维习惯：西方有什么，就一定要说明中国也有。”比如，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国学界就开始大谈“中国解释学”，可顾彬却认为“解释学”是现代式的知识学问，是德国浪漫派的现代“发明”，不仅中国古代没有，西方古代也没有———古代只有“解经学”，比如中国古代对“五经”的注疏，西方古代的《罗马书注疏》。现代解释学与古代解经学的不同，首先在于解释学放弃了由理解“作者的意图究竟是什么”这一原则来引导阅读，从而废除了文本作者与文本读者之间的高低秩序。顾彬对时下学界喜欢用一些后现代观点来看古典作品很不以为然，比如许多人忧心 “自我”，就谈论中国人古代的“自我观”，现代人有“自由主义”，于是就到中国古代经典中去寻找自由主义的“萌芽”。对这些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的作法，他很不以为然。

尽管解释学的“正当偏见”为“‘理解’即‘误解’”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当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相遇时，对概念的误读则是另外一码事了。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外来词，其中不少都是从日语移植过来的。明治维新后，日人用日语中的汉字翻译了许多西文词语，而中国人则直接将其移植到汉语中来。汉字是表意文字，移植过来以后这些现代用语是否跟这些汉字的本义一致呢？是否会产生误读呢？对此，笔者曾先后写过两文《日语移植的尴尬》和 《厘清概念的必要》阐明拙见（分别载《社会科学论坛》和《社会科学报》，均收入拙著《拣尽寒枝》）。还想强调一下的是，有许多现代词语，中国古代确实没有这些概念，今人却望文生义，在理解与运用时常常予以混淆或偷换。顾彬和他以前的汉学家陶德文等人，似乎都喜欢引用一个否定性的目录来描述中国与欧洲的不同，认为“在古代中国，没有存在的概念，没有上帝的概念，没有上帝启示的概念，没有真理的概念，没有自由的概念，没有独立的概念，没有主体的概念，没有主观性的概念，没有内向性的概念，没有时间的概念，没有在对话中进行论证并说服别人的才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公开的演讲，没有公开的质疑，没有美学的概念等等。”

这里不妨以“美学（aesthetics）”为例吧。顾彬认为 “在传统中国，没有与aesthetics相当的术语：‘美学’是日语中一个外来词（即bigaku）,它的意思并不是严格意义的aesthetics，而是 ‘美之学’。”“美之学”的含义与“美学”的内涵显然是有差异的，二者不属同一概念。美学这个概念原是德国哲学家鲍姆加登在1750年首次提出来的，鲍氏本人也称其为“感性学”（aesthetic），乃哲学的一个分支，故许多人也称其为“艺术哲学”。然而，在涉及“美学”这个概念时，不少中国学人往往拘泥于“美”这个汉字的本义，一味去赏析“美”赞扬“美”陶醉于“美”了。像前些年有关“苦难美学”的争论，除了各自对历史事实的认知不同之外，恐怕与对“美学”的理解偏差不无关系。把“苦难”纳入美学范畴来研究，无可厚非，甚至很有必要；但若仅仅从“美”出发，借“美学”之名来赞美苦难，甚而消费苦难，就实不可取了。正是出于对“美学”的误读，致使有学者高调赞扬某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恐怖主义”“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更有学者不遗余力，试图编写一部《权力美学》读本，说什么“使权力显示出应有的美感，并为此而构建一个专门性的‘权力美学’”。如此糟践美学，岂不令人啼笑皆非？

在中西文化相遇、对接和交流时，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同的文化所蕴含的情感，也往往大异其趣。比如，顾彬就认为“在许多学者对中国文化的 ‘忧郁’（melancholy）问题的研究中，存在大量的混淆”，“钱钟书和M·莫齐试图在中国精神史中寻找‘忧郁’，而不考察忧伤、压抑等概念”。对顾彬这一认知，我颇为认同，在《中国式的忧郁》一文中阐述过我的看法。既然说是“中国式的忧郁”，就说明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似乎难以找到西方人的那种“忧郁”，更多的是与 “忧郁”相似的“愁”。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也曾“将中国式的忧郁（愁）定义为对痛苦和已经逝去了的美的觉识”。顾彬则进一步揭示道：“忧郁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

在顾彬看来，“愁”不过是“离人心上秋”（南宋吴文英诗），但“分离的痛苦总是会被时间的流逝医治，被重复克服。或被新的恋人消除。与此相反，在西方现代文化环境中的‘忧郁’是绝对不能被克服的”。“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与生俱来的、被铭定的生活方式”。对于为历代所传颂的范仲淹的“忧”，顾彬认为那仅仅意味着“担忧”———“担忧民生、担忧君王、担忧朝廷”，“完全没有‘忧郁’（melancholy）的影子”，“因为‘忧郁’是以不可克服的人和世界的分离为基础的”。他还对中国人的“忧愁”做了颇有意思的切割，他认为“‘忧’通常是由官方用法规定的男性话语的一部分”，“它表示的是一种精神性状态，而完全不同于女性化的‘愁’”；“因为‘愁’不是一种自我反思的，而是一种情感性的心态”。

顾彬说 “翻译好比摆渡”，“在德语中，翻译这个动词，它有两个义项。它的第二个意思是‘摆渡’”，那么，“我们倒可以把翻译家看作船夫”了。因此，在他看来“翻译也意味着‘自我转变’：把一种外国语因素中的未知之物，转变为一种新的语言媒介，在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中，我的‘旧我’离世而去”。此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恐怕主要还是针对文学作品而言的，尤其是诗歌，翻译无异于再创作。然而，对于学术著作则未必如此了，至少得准确地找到相应的“渡口”吧？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术语概念。对于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我们不能只了解 “此岸”，不了解“彼岸”，并盲目地在两岸之间“摆渡”，将不同的词语不同的概念任意对接。

阅读也好，治学也好，首先得深入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背景，继而得弄清文本中所使用的一些重要概念。不能对词语、尤其是外来词望文生义，即使是汉语原有的词语，也不宜简单地将其与外来的概念等同；更不能自以为是，仰仗自己有点话语权，便根据个人的需要，想当然地改变某些词语的含义，甚至随便地去定义某些概念———这样做，说轻点儿是治学不够严谨，说重点儿则是恣意妄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