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校报》
我的老师刘金质先生
· 王联
2019-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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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多年来，在北大的各类课堂里，你大概率会遇见一位满头银发、清瘦矍铄的老者，上课前必定已经坐在教室的后头，带着他的笔记本，认真聆听，不时记录。如果你热爱运动，你也可能会在五四操场或邱德拔体育馆里，同样遇到这位步伐矫健，充满活力的羽毛球爱好者，要是有机会与他对打，胜负还真不好说。对于国关学院的老师和同学们来说，这位讲话铿锵有力、既严厉认真又和善可爱的八十老人，就是大家熟悉的刘金质教授。
33年前，当我进入北大学习时，刘老师和梁守德教授、李石生教授一道为我们开设了国际政治专业的入门课程—— 《国际政治概论》，后来研究生阶段我又选修了他主讲的 《东西方关系》 一课。刘老师上课认真负责，旁征博引，对课程的熟悉和对作业要求的严谨与细致，可能是我所有老师中最严格且又最负责的一位，对我后来留校任教产生的影响，至今根深蒂固。记得有一次他让我们整理1960年代美苏关系的大事年表，那时没有电子数据库，也没有电脑网络检索，只能到图书馆去翻故纸堆，一点一点地摘抄和比较，费时费力。当时不是很理解，但现在来看，却有效地培养了我整理文献的基本功。虽然现在再做这类功课，由于技术进步而变得简单多了，但其中的内在道理却是一致的。如今我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基本的方式方法，大概都是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积累下来的，从刘老师那里学来的东西，成为我时至今日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
我工作后跟刘老师不在同一个教研室，专业领域也不同，但从工作到生活，他还是很关心我。刘老师是弗（湖）兰（南）人，我很喜欢听他说一口湖普话。几乎每次我们师生间的对话，不是谈及听课感想和对我课程的批评与建议，就是问及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学习情况。从那种轻松的对谈中，你能真心感受到一位老教师对自己学生发自内心的关爱。作为长辈，他跟你讨论听课情况，总是准备好书面意见，详细列举存在的优缺点和建议改进的地方。我为本科生开设的六门课，他全听过，有的课甚至听过三个学期，而且都有反馈，既有表扬和鼓励，更有直接的批评和鞭策。每每刘老师来到我的课堂，我是既紧张，又不紧张。紧张的是，老师不打招呼就来，生怕自己讲不好；不紧张的是，反正都是为我好，我已经不“怕”他了。
刘老师关心后辈是出了名的，哪怕是在他人生遭遇巨大悲痛之际。记得那天在八宝山，我正不知该如何安慰他痛失爱人时，他却用他一贯有力的大手拉住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小伙子，保重身体，别担心，我已经缓过来了。”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波动，那种感人的场景历历在目。这就是刘金质老师，在学生面前从来展示的都是为师者一贯的坚毅沉稳，他给我带来的精神力量，成为我在北大学习工作取之不竭的源泉。
在刘老师近20年的老教师听课工作中，他听遍了全校几乎所有本科生课程，不管是早晨8点开始的课，还是晚上9点半才结束的课，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他总会根据学校教务处给的课表，准时坐到相应的课堂中。其实，学校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一贯做事认真的刘老师，又岂会“偷懒”？由于家庭变故和年龄原因，他在两年前向教务部提出退出北大的老教授听课组，因为许多在晚间上的课，他如果再随堂听的话，等下课后坐公交回到西二旗的家，可能就已经是夜半时分了。这样的“辞职”理由，大概找不到其他的个案。
刘老师虽然退休近20年，但他仍然笔耕不辍。2003年他首次出版的三卷本百万字巨著 《冷战史》，即将迎来更新后的版本。熟悉战后国际关系史的人们都知道，要把那段纷繁复杂的美苏关系梳理清楚，即便对于年轻一代的专业研究人员来说，也都是无比艰巨的任务。刘老师在他的退休生活中，舍去了一般人的闲情逸致，除了参与听课，就是继续坐冷板凳，一字一句爬格子，终于给这部冷战史领域的“万里长城”再度修缮加固。
虽然辞去了在学校的听课任务，但国关学院的听课工作，刘老师继续坚持了下来。如今，在学院办公室的楼道里，时常还会见到刘老师。我今年秋天新开了一门本科生课程，相信刘老师还会来到我的课堂里，我们师生又会有一个学期频繁交流的机会了。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刘老师，虽然退休有年，但教学科研工作一直没落下。他对待学术科研工作的严谨认真，在日常生活中的淡泊名利，对后辈晚生的爱护有加，他是我此生学习的榜样。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羽毛球越打越好！
（作者为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