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兄李希凡的师生情、同学情
作者和夫人王素清、长子向群与李希凡、徐潮夫妇合影（2005年冬于北京）
李希凡的感情世界是异常丰富的。不必说，他对妻子徐潮的纯洁真挚的爱情，对三个女儿与三个外孙女浓浓的亲情；也不必说，他与几位发小和他在年轻当工人时与几位工友建立起来的真挚朴素的友情，单就他在大学期间与老师、同学建立起来的师生情与同学情，就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和敬佩。
1949年夏，18岁的我与希凡一起考入由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四部十五班学习。为期十个月的学习结束后，我们被分到华东大学文学系继续学习。后来华大迁往青岛，于1951年春与山东大学合并，我们又同班学习，有一段时间我们还同居一室，直到1953年毕业分配才各奔东西。我们同窗四年，相知甚多。
希凡的师生情
我们在华大学习时生活条件相当艰苦，全校师生都实行供给制，吃小米饭，穿粗布黄军装。全校各级领导大多是抗战前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都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不仅担任校长、处长等职务，同时又亲自给学员上课。例如我们的部主任董一博同志就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给我们讲“中共党史”课，教学效果也很好。后来他调到北京工作，改革开放后在全国政协文史委负责文史资料工作，后来又领导全国地方志建设工作。希凡在给我的信中说：“董主任在政协编文史资料，精神抖擞，焕发青春，只是他爱人何扬同志，患食道癌，正动手术，最近心情不佳。”希凡在华大四部学习时就与董主任保持较密切的关系，董主任也注意培养这个积极上进的学生。此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直到董主任晚年因病住院，希凡都经常去看望他。
华大迁往青岛与山大合并以后，文史两系名师云集，呈一时之盛。例如华岗校长以及陆侃如、冯沅君、肖涤非、高亨、吕荧、高兰、杨向奎、赵俪生、童书业等著名教授都给我们上课。他们学养深厚，教学认真，很愿意与学生沟通互动。希凡是“文艺学”课代表，与任课老师吕荧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希凡当时学习勤奋，课外读书很多。例如吕荧先生让每个学生写一篇阅读作品的读后感，希凡就写了《典型人物的塑造》，吕先生看了认为有新意，推荐给山大《文史哲》杂志发表。希凡这个“读后感”，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学生论文。
吕荧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和翻译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思想比较进步的教授，是山大中文系主任。他给我们班讲“文艺学”课，教学很认真。粉碎“四人帮”后，希凡为吕先生编辑出版了《文艺与美学论集》，并怀着深情为文集写了编后记《回忆与哀思》。他说：“如果这本文集，能使今天的读者较清晰地了解吕先生一生文艺论著的概貌，吸取有益的营养，编者微小的愿望也就得到满足了。”
希凡在晚年还为仙逝的华岗校长、赵纪彬教授、杨向奎教授、葛懋春教授都写了纪念文章。他说：“几十年来，无论对母校、对老师、对校友，有难处或需要我尽力的，无论是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能做的我都尽力去做。”（《李希凡文集》第七卷《往事回眸》）
希凡的同学情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组织上安排我与希凡到济南剧院、电影院和街头，用土制喇叭发表演讲，进行时事宣传。到青岛以后，我们又参加了中文系的朗诵队。我们曾到广播电台朗诵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希凡担任领诵，我担任齐诵。在这些活动中，我得到希凡的不少指导与帮助。
在大学期间，希凡是我们的大学长，为人厚道，政治上比较成熟。他对我们这些小学弟们十分关心和帮助，一直到耄耋之年还是如此。
大学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信息时断时续，但我们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文革”中他历经磨难，几经风险。我很挂念他，他也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小学弟。“文革”结束以后，希凡让他的女儿李萌和李蓝来看我，我喜出望外，留她们在我家住了几天。
从华大到山大，我和希凡同年级的同学近百人，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每当有同学经济上碰到困难，尽管他自己并不富裕，但他知道了一定会解囊相助。有的同学处在不利地位或落实政策碰到阻力时，他也一定会伸出援助之手。他每次出差总要抽出时间到当地工作的同学家中看望，青年时代是如此；及至过了花甲之年，也是如此。
几十年来，希凡每有新著出版，一定会签名寄给我；我对他每有所求，他从不回绝。例如我请他到我当时负责的山东省泰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学，他立即答应。泰安市政府要举办“泰山文化国际研讨会”，当时我正主编《泰山研究论丛》与《泰山文化丛书》，组委会让我推荐几位文化名人到会指导，我提出邀请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吴富恒和乔幼梅、庞朴、李希凡、徐北文等老同学，他们也都准时到会。希凡后来在给我的信中，也谈到那次泰安的文化盛会：“你把吴校长和诸多老同学聚集在一起，那真是令人难忘的一次师生欢聚。”
从本世纪开始，每年冬季我和老伴都到北京大儿子家住几个月，而我每次到京，希凡一定召集在北京居住的几位老同学欢聚一二次。每次聚会我们都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学生时代的热烈气氛中。有一次希凡多病的爱人徐潮膝关节发炎，希凡右手拄着手杖，左手搀扶着徐潮来参加聚会。我见此情形又感动又难过，这一幕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希凡的晚年是不幸的。他的爱妻徐潮于2012年10月患胃癌不幸辞世。当时我正在青岛开会。他用电话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我。后来他在给我的信中说：“徐潮终于走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她因病住院这一年多的时间，承蒙你多次来家和来电询问病情，鼓励我面对现实，老同学的深情厚谊，使我十分感动。可毕竟是六十年的夫妻了，虽然知道这是一生的必然归宿，作为未亡人，总是会有一段生离死别之痛！”
希凡的妻子去世之后三个月，2013年1月8日他的长女李萌又患乳腺癌去世，他又经历了丧女之痛。对这个不幸的事，两个女儿李芹和李蓝怕他悲伤太重，仅告诉他“大姐李萌有病住院”，很晚才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他。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希凡失去了两个亲人，他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坚强的希凡还是拖着年迈多病的身体，完成了数百万字的《李希凡文集》的编撰修订出版工作，并带领国内30余位各艺术门类的专家学者完成了数千万字的《中华艺术通史》的科研项目。
文化部与中国艺术研究院于2014年6月在北京为希凡举办了“李希凡先生从事学术研究60周年暨《李希凡文集》出版座谈会”，我应邀到会。我发言说：“希凡对自己从来没有溢美之词，却对他曾经写文章伤害过的人，至今仍抱有深深的歉意。
希凡的晚年，不仅忍受了巨大的悲痛，而且摔伤后行动困难，还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病痛，为此，我经常和他通电话，借以排解他的痛苦与郁闷。2018年10月15日我接到希凡的电话：问我什么时间去北京，希望我到京以后尽快到他家谈谈。10月29日我突然接到老同学山东大学教授吕慧鹃大姐的电话，说希凡患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去世了！吕大姐建议，我们两人加上新华社的赵淮青（我们的老同学），一起送个花圈，并由淮青代表我们去参加希凡的告别仪式。听到这个消息，我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