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校报》
金声玉振 泽被后世
毕明辉
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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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音乐学界自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对非音乐专业学术研究成果有意或无意的疏离，以朱谦之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的研究，多少被隔离在音乐学院知识系统之外。随着近年来音乐跨学科呼声日盛，将音乐的创作、表演、欣赏、评论、理论研究等回归综合大学全知识场域意识愈强，中国音乐学界开始逐渐调整方向，朱谦之先生的学术成果成为最近十年来重新引起音乐学界注意和重视的研究对象之一。
黄心川先生曾说：“朱谦之兴趣广泛，对音乐和文学也有较深入的爱好和研究。1927年他撰写了《凌廷堪燕乐考原跋》，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又撰写了《音乐的文学小史》，以后又扩大为《中国音乐文学史》，这种把音乐和文学联合起来研究，在我国还是首创，因此获得了国内外好评。该书出版后，日本中村嗣次就把它译成日文。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重印了此书。另一本著作《中国古代乐律对于希腊之影响》也有重要价值，已由音乐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朱谦之先生曾受著名剧作家洪深先生之托，整理中国古代各种戏剧、戏曲等古籍，他搜集到的剧种和数量要比过去已知的多好几倍。”
朱谦之先生的《中国音乐文学史》，之所以在当下出现重新发现的情况，除了以上音乐学科自身的局限和一定程度上迭代稀释的原因外，就我个人体会而言，似乎还有更为深在的原因，那就是中国音乐学界在追问关于中国音乐最根本、最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走不通甚至走不下去而必须正视的原因。
首先，但凡提到中国音乐核心特征的问题，其线性特征就会被屡屡强调。围绕“线性”这一关键词所产生的问题，一直没有被真正回答过，反倒近些年外国学者的工作比我们自己还有针对性。朱谦之先生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为我们铺垫了一条重要路径，甚至在阅读中，我强烈感受到朱先生脑海中试图证明的隐题，恰恰就是何谓中国音乐线性特色的根源？在“中国文学与音乐之关系”一节中，朱谦之先生点明一个基本观点：诗歌即是音乐，所以诗经即是乐经。他认为“图示化”的文学是第二义的文学，第一义的文学应是“声音化”的。在《中国音乐文学史》一书中，朱谦之先生认为，首先，文学的起源是音乐，而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尤其就是音乐的。
其次，《中国音乐文学史》的体例按照“音乐与文学”“中国文学与音乐之关系”“论诗乐”“论楚声”“论乐府”“唐代诗歌”“宋代的歌词”“论剧曲”共计八章展开，史料丰富，论证详实，难能可贵的是，除了工尺谱，还有根据工尺谱翻译的简谱，例如《叹疆场》等。从中我们不仅看到朱谦之先生谙熟音律，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基于诗歌的中国歌曲如何脱胎换骨为器乐曲。
中国器乐曲的传统体裁大多数为章回体，这是一种相当于歌曲连缀的处理思路，例如《十面埋伏》。朱先生对此也有独到的见解。朱谦之先生的这本充满现代视角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在如何更进一步深入了解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表演传统与欣赏习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接着讲下去的入口。 第三，朱谦之先生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带有极强的哲学思辨性。“音乐文学”，最大程度贴近的是哲学意味的术语，并非纯粹的音乐或文学范畴的术语。哲学最为关注“是什么”的问题，音乐哲学作为近年来日益壮大且呈现出覆盖音乐美学态势的显学，始终在关注“音乐是什么”以及“什么是音乐”两个极点问题，其中涉及大量对传统观念下“音乐”这一概念的全新全面定义、定位以及定性。
（作者系北大艺术学院副教授）
本版王守华、黄夏年、朱东华、毕明辉四位作者的文章，均为在原文基础上作了删节，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