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大学 - 《兰州大学报》
历史学家 荆三林
2019-06-30
浏览(934) (0)
1929年，荆三林到开封中州中学读书，开始学习中文、英文、数学、生物等“洋学”课程。一年后，因家境窘迫，中途辍学，到一家经营文房四宝的文具店当学徒，期间，系统攻读了《史记》《汉书》等史籍。1930年，他受常到文具店购买物品的著名学者关伯益的赏识，被推荐到河南省博物馆当练习生。这期间他勤学好问，自学了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概论等课程，加之得到关伯益、徐旭生等前辈的指导，并时常同他们到野外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逐步培养起研究学术的兴趣和能力，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7岁时，荆三林就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 《中国易经时代社会情况讨论》，提出“夏代为中国第一个朝代，从夏到西周为奴隶社会，在殷、周之际，即孕育着封建制度”的观点，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1945年，荆三林任国立甘肃学院、国立兰州大学教授，兼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在兰大期间，荆三林的考古学、博学馆学研究进入成熟期，先后撰写了《考古与甘肃》《瑞人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史前中国（上册）》等著述。
在20世纪20、30年代，安特生等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笼罩着考古界，安氏认为：中国文化最早不超过公元前3000年，“彩陶文化”来自中央亚细亚，经河西长廊到中原。这种观点甚至被写进当时的中学教科书里。荆三林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对这一论点产生了疑问。为了解开中华文化真正来源这个谜，他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从1934年秋到1935年夏，用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豫北、山东、陕西、山西、甘肃和新疆哈密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1946年11月，荆三林在《甘肃民国日报》撰写《瑞人安特生彩陶分布说之矛盾》一文，指出：“如以被找之材料而论，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经甘肃之兰州，沿黄河河谷西行、南北两山之间而至中央亚细亚。西方人受东方人或东方之影响，而向西移动。”并提出“要建立一新的历史系统之中心”，将有帝国主义侵略色彩的“彩陶文化”之名词，改为能代表中国民族文化源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在兰大期间完成的《史前中国（上册）》（1947）一书，是较早系统利用考古发现材料，参考诸家学说，综论中国史前社会和中华民族起源问题的著述。他在该书自序中说：“近三十年外人在中国境内考古，在表面上是发现了很多的史前遗址，而实际上是更增加了一种新的‘史前问题’，然而现在中国的一般学人虽都知道他们的研究是有错误的，可是不唯没有一个人写出文章来加以批评，而且还依然是引之为证据……所以我们才来做这一步工作，也许会因此而引出一个较有具体的中国史前史书的出现。”由于荆三林是自学成才，兰州大学当时按照规定审核学历时多次与教育部协商，依据《大学教员资格条例》“对国学有相当研究者”一项，在无学历证件的情况下认定了他的教授职称。
1947年秋，荆三林任国立西北大学教授。期间，撰文《一叶知秋》，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后因支持爱国学生和地下共产党的进步活动受国民党当局迫害，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于1948年春投奔解放区，当时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以“水流千年归大海，荆三林教授到解放区来！”的报道给予了热烈而高度的评价。同时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1957年6月，荆三林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种种打击，下放到郾城农牧场劳动。逆境中，他仍毅然沉着地坚持学术研究。在郾城放羊时发现一古村落遗址，写出《郾城古文化遗址初步调查———复论殷商源流》近3万字的文稿。劳动之余，孜孜不倦地研究考证，又写出《中原历史物质资料丛论》约50万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他平反昭雪。荆三林决心把晚年全部精力献给党和人民。
潜心研究中国生产工具的发展，写出《中国生产工具发展史》，博得中外学者的重视。1983年郑州大学为荆三林招收“中国生产工具史”硕士研究生，委托他带一名美国来华留学的博士研究生。
他深入调查研究济水与汜水源和黄河古道的变迁，帮助黄河游览区查清了附近有关名胜史迹。
1982年，退休的荆三林已经70多岁高龄，但他不顾年老体弱，第一个主持开发荥阳、巩县（现巩义市）及新密三县交界处的”大环翠峪景区”的开发工作，他与年轻人一起跋山涉水，察看景点，组织路线，并第一个在这里办了旅游大学。
有一年冬天他为了去察看这里的古城堡，早早地起了床，带上大饼，冒着寒风，一路上渴了就凿开冰，取山泉水解渴，直到晚上7点还在山上。他在这里一干就是10年，不求回报。他过世后，他的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了环翠峪，而他留下的宝贵财富也如同这自然美景一般，长驻人们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