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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相湘（1914—2007），湖南常德人，历史学家。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职于长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抗战胜利后，任教于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继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纂。1949年后曾任台湾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学院等校教授。著有《晚清宫庭实纪》《民国百人传》《爱国忧时文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历史与人物》《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晏阳初传》《孙逸仙先生传》《三生有幸》等，主编或合编《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等。
　　吴相湘自幼多病，在父亲汉声公的指导与鼓励下，向文史方面发展，自小学中学时代即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并受武汉大学李剑农教授的提示，遂决定其终身研究史学的志向。
　　吴相湘在北大就读时，深受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影响，并有祖父和父亲旅行“嗜好”的遗传，所以一直在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目标。其足迹遍及国内外，更一再远赴日本、韩国及欧美等地作访问研究。由于自幼养成善加利用图书馆的习惯，所到之处，均注意搜求珍贵史料，每次远行，都是满载而归，然后利用这些史料，从事研究撰写工作。其著述内容之丰，所涉范围之广，非一般史学家所能比。
　　1946年，辛树帜受任为国立兰州大学校长，战时西北、西南各大学教授都纷纷回到东南或平津等地，很少有人愿意到兰州去，但吴相湘很乐意随同辛树帜到兰大工作，于1947年任国立兰州大学副教授。1946年7月，辛树帜急呈教育部长朱家骅允准垫支5亿元法币，邀请吴相湘、沈其益、盛彤笙等分别在南京、上海各书局及仪器公司选购图书仪器200箱。吴相湘常与辛树帜同往南京夫子庙一带旧书店选购国学书籍。当时京沪苏各书肆各种国学书刊、日本刊行中国考古历史专籍、敌伪时期刊物甚多，各国立大学忙于复员，还没有注意到这些书刊，兰州大学乃捷足先得，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
　　在兰州期间，吴相湘经常于黄昏前漫步来往于黄河铁桥上，也曾乘羊皮筏子横渡彼岸，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兰州重达20多公斤的红瓤西瓜。据他自己回忆：“在黄河乘羊皮筏子，与战前在包头河套登方头木船景象不同……至于西安兰州途中‘左公柳’、青海‘河西走廊’，行经期间，都令人发思古幽思。”
　　1947年秋，吴相湘借调到国立河南大学。时任校长的姚从吾为他预备毗邻其寓所的一幢房屋居住，因此经常与吴相湘在晚间谈论国史上一些有趣的问题，以排遣学校行政书牍劳神的疲倦。吴相湘还曾与姚从吾一起乘三轮车前往河大分校查看其建设情况。后为协助洽办河大事务，暂居南京。由于河南战事发生，河南大学学生先后逃难南来，吴相湘听从教育部指示，设法在苏州收容河大学生。后因体力精神疲劳，不能担负繁巨，向教育部请辞，并接受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之聘，遂结束苏州工作，先往北平，安心研究清代史事。
　　吴相湘对民国人物传记的撰述，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自1950年起，即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学院主持 “中国现代人物与政治研究计划”的包华德的邀请，陆续为该计划撰稿。在刊行的《明国传记辞典》全四卷中，吴相湘与张公权、王伊同是执笔撰稿最多者。吴相湘工作之辛勤和湖南人坚毅的性格，在他丰硕的成绩中，表露无疑。
　　吴相湘另一项重要贡献，就是编印珍贵史料，影印流传。他在遍访世界各大图书馆之余，深切认识到图书馆给予学人的诸多便利，因此在研究著述之余，联想到如何将自己涉猎所及提供给更多人应用，遂产生编辑各种史料的意念。在史料缺乏和不能完全公开的情形下，他对学人的恩惠，自不待言。
　　吴相湘一生研习中国近现代史。他抱着敬慎、忠实、负责的态度，秉持“有批评才能进步”的观念，默默地为推动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研究而努力，著作等身，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