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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强烈呼唤中，一个新的教学方法改革高潮在中国高教界酝酿兴起。教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界已是老问题了。1964年春节前后，毛泽东曾就教育，特别是教育制度和方法等问题做过多次谈话，严厉批评学制太长、讲课注入式、讲的太多等，“上纲”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大肆鞭笞。这甚至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教学方法确实有问题。现在学生对不少课程的教学有意见：呆板，单调，上课“灌输式”，照本宣科，教师一言堂。学生听课没有兴趣，打瞌睡，提不起精神，效率很低，等等。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讲究和改革教学方法确有必要。
　　一提教学方法，我脑子里就会泛起二十多年前，我刚当教务长的时候向时任主管文科的副校长、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请教如何抓教学的情景。因为我过去管科研多，抓教学不大在行，我问朱先生要不要抓抓教学方法。他说：“没有听说过大学还要抓教学方法的，教师有学问就能教好课。你要把教师的学问抓上去。”泼了我一瓢冷水。后来他还在一次校长办公会上公开发表过类似意见。
　　其实，朱先生讲课是很成功的，很能吸引人，学生都愿意听他的课。他的学生，后来也是著名语言学家、并获教学名师奖的陆俭明教授留校任教时曾向他请教过讲课的“诀窍”，他笑笑说：“就是要多从学生角度着想。”
　　所以，朱先生不是不讲究教学方法，而是非常得法，但是却不提“方法”。
　　朱先生的两句话：“有学问就能教好课”，“多从学生着想”，揭示了教学方法的真谛，应成为教学方法的“至理名言”，但却没有“方法”二字。
　　抓教学方法而不提方法，似乎不合情理。原来“教学方法”并无定法。我曾关注过北大和外校一些名师的教学方法和风格，真是五花百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深奥，有的浅近；有的细致，有的粗犷；有的严肃，有的诙谐；有的条分缕析，有的旁征博引；有的逻辑严密，有的天马行空；有的满堂说理，有的故事连篇；有的频频发问，有的多生疑虑，等等，不一而足。你不能说哪一种方法、风格好，哪一种不好。在这点上，教学有点像艺术，你不能说工整细腻和粗放豪爽哪一种更好。这要看课程的性质、学生的程度与偏向、课堂的规模与气氛，特别是和教师本人的学识、性格与能力有关。过去中国科技大学有三位数学大师（号称“三龙”），讲数学基础课，华罗庚善于从学生身边事物引出数学问题，把他们领进数学王国；关肇直高屋建瓴，富于哲理；吴文俊条理清晰，一气呵成。他们给同学以各不相同的启示和享受，堪称“绝响”。有的课堂上学生听不懂的课，几十年后反而会被学生认为是印象最深、学得最好的课。北大化学系黄子卿先生的《物理化学》，复旦数学系陈建功先生的《实变函数》（他的讲义也很难读懂），都是这样的课。这符合朱德熙先生的两句话：一、他们有学问，都是本学科的大师，二、他们了解学生好学、肯钻研，只要能向他们指出问题的重要、提示探讨的线索，学生就能自学钻研，深刻领悟，课程自然就掌握得最好最牢。
　　所以，教学方法改革切忌就“方法”论方法，做表面文章，而要以“方法”为切入点，深入到教学根本，抓教师的学识与师德。“多从学生角度着想”，就要热爱学生，对学生负责，对教育事业负责，就是高标准的师德。抓教师的学识与师德，“方法”就在其中！
　　不过，面对目前一些不爱学习、不会学习、“随大流”来上学的学生，教学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对于许多青年教师，做些具体的技艺招式上的指点确实也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