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航空学院 - 《山东航空学院报》
“人” 的发现： 五四文学革命的伟大遗产与历史局限
作者：李盛涛
“人”的发现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遗产，对当代主体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五四文学革命促成了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变。从艺术的二元思维角度看，五四文学革命遗产主要分为精神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胡适曾言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理论中心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前一个理论是文字工具的革新，后一种是文学内容的革新。”在思想内容层面，主要是指以“民主”与“科学”为代表的西方启蒙主义思想与人本观念，突出体现为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与追求。蔡元培称之为“人道主义”，是“人性所固有”，“人心所自然”，“夫人类共同之鹄的，为今日所堪公认者，不外乎人道主义”。周作人认为“人道主义”实质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对此，鲁迅在回忆五四文学革命时曾指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可见，倡导和尊重个体生命意识是五四文学革命对文学思想与社会观念的重要贡献，它将人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观念的现代性转型。
从历史语境看，五四时期“人的文学”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周作人的阐释具有代表性，“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由此看出，五四时代的“人”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属于本能层次的动物属性，二是在现实层面的社会属性。显然，前者尚处于“不成熟状态”，是思想启蒙的对象和任务；而后者则是启蒙工作的目标。人从动物属性到社会属性的变化，周作人用了“进化”一词，他的表述切中启蒙的含义，正如康德所言：“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因而，五四“人”的内涵的界定很好地契合了西方启蒙思想的精神内核。
以“人”为核心的启蒙思想的确立对五四文学及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四文学而言，它使五四文学以狂飙突进的形式告别古典文学，决然地踏上现代文学之途。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而言，它强化了文学的现实指涉功能，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之途作出了重要贡献。
尽管如此，五四文学革命“人”遗产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若从当代的语境和文化立场来看，其局限性很明显。首先，作为主体的“人”而言，它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历史性的。对人的本质问题，汉娜·阿伦特曾说过：“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们有资格确信，人像其他事物一样，有一种本性或本质。”舍勒也说过：“人的本质仍旧不可企及。”因而，不同时期对人的本质的阐释具有历史语境性，五四时期“人”的内涵的界定也不例外。其次，对五四“人”的内涵局限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当代的文化视野之上。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对人的所谓的本质的阐释其实主要包含了三个要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神性因素。这三个因素在历史当中的地位虽各有不同，但构成了当代审视“人”的内涵的三个维度。在当代，舍勒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舍勒曾提出“天才”观点，认为“经由伟大天才方能有的对本质世界的不寻常的一瞥”。舍勒认为，“在天才身上，甚至空间和世界上之广延的时间、空气、水、土地、云雾、雨露和阳光都成为欢乐对象，他正是通过这种欢乐，用爱的目光瞥见了世界伟大的、包容一切的本质。”舍勒的“天才”观，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实际体现了一种生态性的主体观。在当代生态性的主体观视野之下，人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和神性因素都包含在内。
若从当代文化的主体观看待五四“人”的内涵，五四“人”的内涵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抑制和人的神性因素的匮乏。对人的自然属性的抑制是五四学人清醒认识到的问题。在周作人看来，人的自然属性是人的一种不成熟状态，是思想启蒙的对象。而且重要的是，由于人的自然属性代表了一种野性、越轨的文化属性，它往往与规范、文明等社会文化属性相对。因而，五四文学势必要压制人的自然属性。五四学人否定人的自然属性，实际也就否定了生命的自然根基。如果否定人的自然属性，那么人的个体性便极易被忽略和压抑，文学中以牺牲个体保全集体的献身叙事伦理便是证明。而五四时期人的神性因素的匮乏也与启蒙思想密切相关。五四学人倡导科学与理性，势必将人的神性因素作为守旧的东西抛弃掉了。舍勒认为人是具有神性因素的，“人，这个普遍生命发展漫长时间中的短暂节目，具有神性本身生成的性质。人的历史并不是为了永恒、完美、神性的观察者和法官的单纯演出，而是已经和神性本身的生成交织在了一起。”肯定人的神性因素，是对人的生命意识的最为仪式化的尊崇与肯定。当然，这里的神性因素不是那种狭隘的“乱力怪神”说。人的神性因素作为“空无”和想象的东西，对人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罗姆巴赫认为“无意义”非常重要，认为“如果在任何一个意义世界中无意义事物不再有位置，那么意义世界就会日渐失去价值。”罗姆巴赫实际探讨了现实存在与空无存在的关系问题。所谓现实存在，即是人类认知和掌控的存在形式；而空无存在，就是超出人类认知和不被人所掌控的存在形式。显然，空无存在是一种更高深的存在形式，甚至是一种更完美、更高级的存在形式。因而这种空无存在对现实存在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同理，人的神性因素的重要性也在于此。神性因素的匮乏使五四文学的人性建构只关注社会现实层面，而缺乏终极意义、彼岸的文化色彩。因而，五四文学苦闷、沉重有余，而华美、飘逸不足。
因此，理想的文化人格应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理性与诗性等因素的和谐统一，或者说就是自然性、社会性和神性的统一。人不会因过度物质性而陷入精神的困顿，也不会因过度追求精神的东西而失去现实的根基。然而，中国人的文化人格自古以来就“重实轻虚”，即过分注重现实层面的东西而忽视空灵的东西。李泽厚曾说过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是以“儒道互补”的形式构成的，其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而道家思想起补充作用。因而，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重在培养一种“实践理性”。发展到今天，这种实践理性与科技理性相结合，使中国人的文化人格更深地绑缚在社会实践层面，失去了灵动性的一面。在当代，启蒙思想加重了现代社会中实用理性的社会思潮，人心变得越来越物化了，越来越世俗化了。正如霍克海默、阿道尔诺所言：“对启蒙运动而言，任何不符合算计与实用规则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自然因素和神性因素植入到主体的文化构成之中，会让人获得一种诗意和轻灵。
总之，继承五四文学革命“人”的伟大遗产，建构当代的主体形象，是当代文化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