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想象的新旧冲突——重释作为文学事件的《沉沦》
作者：整理：米斯琪
2019-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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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书影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讲述了一个中国学生赴日本求学的故事。这个学生在异域他乡饱受青春期性压抑之苦，最终走向沉沦，选择自杀。《沉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朱国华教授应邀在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作了题为“想象的新旧冲突——重释作为文学事件的《沉沦》”的讲座。朱教授从文学事件角度切入《沉沦》，以它为个案，探讨中国审美现代性具体而微的发生过程。
一、文学事件《沉沦》的发展过程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忽视的一位作家，他非常推崇唯美——颓废主义。郁达夫的文学实践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代表性，尤其是《沉沦》一书，以叛逆者的形象攻击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引发了具有历史性的文学事件。
首先，朱国华教授对“文学事件”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文学事件可以理解为文学领域中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可以从社会历史语境加以思考的，在文学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出现的，将未知因素带入到语言创造的某种存在。而文学史，无非是一系列文学事件的群集与序列。在文学史的浩瀚星河中，可以发现无数璀璨的文学事件星座，在其中可以寻找到一座我们称之为审美现代性的文学事件星座。当我们提及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时，是指启蒙现代性在审美领域的呈现。
从文学事件的视角来解读《沉沦》，重点并非在《沉沦》这一文本本身，而是关注《沉沦》这一文本的生产机制和历史条件，《沉沦》在攻击社会时如何被社会所接受以及作者在社会空间里的遭遇；重点在于尽可能地将这一文学事件还原到当时的文化场景之中，来理解这一文学事件的事件性。这里所说的事件性，是指某种新生的力量冲破了日常生活结构，造成了其连续性的断裂，使得自然状态的合法性或正当性显得不再自然。一般说来，没有外部力量，社会系统会再生产自身的。《沉沦》使得当时社会的某些缙绅阶层产生了惊诧、错愕甚至愤怒的反应，他们自然会做出使郁达夫听起来不太舒服的评论，这也可以理解为旧秩序代理人的惯性作用。朱国华教授认为，审美现代性在《沉沦》这一事件中获得了具体的形象，各种具有结构同源性的类似文学事件汇聚起来，使得审美现代性得以绽放，得以建构为稳定的、不可逆的新的存在。那么，《沉沦》这一文学事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为何《沉沦》在受到当时文化界的攻讦之后反而成为了一本经典著作？
郁达夫的《沉沦》甫一出版面世，便销路颇佳。同时，《沉沦》也在当时的话语场中引起轩然大波。诗人冯至曾对《沉沦》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作者大胆地写出一个久居异国的青年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忧郁和苦闷，在文艺界激起强烈的反应，它为抱有同感的青年读者所欢迎，也受到一些卫道者的诟骂，一时毁誉交加，成为一部有争议的作品。”《沉沦》一书在当时受到了很多批评，郁达夫被指责为“肉欲作家”“颓废者”。这是描述《沉沦》这一文学事件最常见的笔调。朱国华教授指出，这些描述大都并未提供足以支撑其论点的具体材料。事实上，翻阅历史材料，可以发现当时许多作家肯定并赞扬了郁达夫。更为重要的是，批评者的批评不是针对郁达夫有违传统礼教价值观的批评，而是对他文学技巧的美学批评，这些批评大都留有余地。可以说，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郁达夫遭遇到了大范围的激烈批评。
面对毁誉参半的评价，郁达夫却反应强烈，他慌张地向当时在文化界掌握话语权的周作人求救。郁达夫曾给周作人寄去一张英文明信片：“All the literary menin Shanghai are against me.I am going to beburned soon. I hope too that you will be thelast man who gives me a mouthful dirge forthat.”这段话的大意是：“上海所有文人都反对我，我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希望你不要给我唱悲伤挽歌。”可以看出，郁达夫在信中的过度反应显示了他心理的脆弱和情绪化，这是《沉沦》得以事件化的关键一步。周作人挺身而出，写文章为郁达夫辩护。此后，文学家成仿吾、郑伯奇也纷纷撰文，最后郁达夫的《沉沦》“转败为胜”，并成为经典。在流行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以新旧冲突来释读这一事件，但实际上，这个解释框架在朱国华教授看来，是站不住脚的。
二、虚构的新旧冲突
为了说明《沉沦》引发的文学事件，朱国华又介绍了差不多同时期发生的类似的文学事件。1922年诗人汪静之出版了诗集《蕙的风》，文化界围绕这一诗集产生了激烈的话语交锋。但这场交锋的实力完全不平衡，一方是掌握话语霸权的新式人物胡适、朱自清等人为汪静之的诗集写了序言，章衣萍、周作人、鲁迅等人轮番出征；而他们的对立面不过是单枪匹马的一个19岁的大学生，著名学者吴宓的学生胡梦华。
值得注意的是，胡梦华对于《蕙的风》这一诗集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对诗歌的美学评价而非伦理批判。但以胡适、周作人为代表的新派人物，无视胡梦华的美学批评，而把胡梦华塑造成守旧人物的形象，把胡梦华对汪静之诗歌的美学尺度的批评，转换为胡梦华的旧观念、旧道德对新观念、新道德的批评。这说明鲁迅、胡适等新式人物实际上考虑的是文化政治的问题。其实胡梦华并非旧派人物，他崇拜新文化，是英文系的大学生；这与对《沉沦》持一定的批评立场的陈望道、徐志摩、茅盾等都是新派人物一样。关键问题是，冲突不是发生在新旧两派之间，而是发生在新派内部。冲突的原因是，新派人物的斗争意识和攻击欲，需要找一个现实的目标，只有通过建构现实的论敌，新派人物的启蒙叙事才能得以现实化。
通常我们认为守旧、保守力量非常强大，对新文化、新道德、新观点持冷漠的态度，不屑与新式人物论战。但从《沉沦》和《蕙的风》这两个文学事件来看，很有可能是新文化的倡导者有意无意地制造、放大了敌对力量，是新派人物在想象中构建了一个守旧派群体，将其作为目标群起而攻之，从而达到扩大新观念、新道德影响力的目的。因为新派人物想象的敌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提倡新文学的文化巨擘们已经获得了胜利。清末以来不间断的思想运动的结果，使得西学与启蒙已经变成了知识阶层普遍接受的观念，“新”已经变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已经获得了文化和政治上全面的合法性。换言之，排斥西方文化，为传统文化守灵的遗老遗少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因而，《沉沦》这一文学事件，就能够还原的历史场景而言，并不是郁达夫所描述的那样，他并没有受到来自话语场的猛烈攻击。事实上，很可能是郁达夫想象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对他充满仇视的守旧势力，并将对他文学技术的批评转换为旧派人物陈腐道德观念对他的批评。
那么，应如何看待周作人等人的辩护文章？周作人的文学行动实际上是进行了一场述行性的命名，即将《沉沦》授予现代性的价值，使得这一类文学实践获得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使得以审美的形式来展现现代性的某种活动得到软着陆；尽管这样的现代性书写具有某种挑战礼教秩序的客观效果，并让身处这一秩序下亦新亦旧的士子们感到不适。周作人的特殊重要性在于他在当时拥有巨大的符号资本，促成了《沉沦》的经典化，使得不可能变为可能。
周作人等人在文学领域中将《沉沦》这一事件赋予了普遍性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的辩护文章仍有很大的意义。原因是，个性解放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抽象的观念在理论上得到认可，并不意味在实践中也得到认可。因为实践的主体并不仅仅听命于理论的召唤，他还处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还必须承受历史惯性力量的牵制。因此，那些对郁达夫写作技巧的批评，也可能是批评者某种程度上旧观念的借尸还魂，这些批评者在意识层次上接受了新观念，但还是无法摆脱传统的“思无邪”的诗教规范，因而以委婉的方式、不违背新文明教义的方式对郁达夫展开了反击。
最后，朱国华教授指出，《沉沦》较早的以审美的形式提出某种特殊的现代性要求，且这一要求是以爱欲满足的具体内容来呈现的。《沉沦》中个体的压抑被解读为民族国家的压抑的缩影或隐喻,而使它获得了经典化的有利条件。周作人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郁达夫以某种激进的方式，即所谓唯美——颓废主义的方式，实验了将现代性内容加以文学化的实践。就此而言，郁达夫开拓了审美现代性的新边疆，而对这一空白领域的扩展是由周作人完成并由成仿吾等人添砖加瓦予以巩固的。一场审美现代性的文学事件旗开得胜，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文艺理论研究》主编。曾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整理：米斯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