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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国内热点频发。中美贸易战、房地产走向、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山东省会济南的发展等问题，一再被提及、热议。在信息化时代，随着热点问题而产生的一些情绪化、误导性和煽动性的言论飞速传播，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黄少安呼吁在我国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大众要对经济热点问题保有足够清醒的认知和把握，要向社会发出理性声音。
　　一、化被动为主动：贸易战透视与深思
　　2017年8月，美国正式对中国发起“301调查”（美国在贸易方面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采取单边行动的授权调查），由此掀开了中美贸易战的大幕。经过几番艰苦谈判，中美双方始终未能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时至今日，中美贸易局势仍不容乐观。对于美国为何发动贸易战，黄少安教授指出：“美国希望通过贸易战实现减少贸易逆差的战术目标、打击‘中国制造2025’的战役目标、逼迫中国全面开放金融的战略目标。”
　　黄少安教授从国际贸易规律切入，客观地分析了美国从同意中国加入WTO到如今发动贸易战背后的利益考量。他认为美国对自由贸易或是其他国际准则的态度始终是有选择的，美国的行为取决于其国家利益。现阶段，美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威胁到其利益，所以贸易战是不会因政党或是领导人的轮换就可以轻易避免的。
　　中国在应对贸易战时，一定要在掌握其目标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切不可为了一时的损失和困难，以被动开放尚不成熟的金融市场为代价寻求平息贸易战，进而失去主动权。同时，也不应当只看到贸易战的消极面而陷入焦虑之中。通过贸易战的冲击和考验，黄少安教授认为，中国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位置和阶段；更加注重谋划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增强核心竞争力；更加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从而做到化挑战为机遇，变天堑为通途。
　　二、房地产调控：既防泡沫破灭又防泡沫扩大
　　针对关系到千家万户的住房问题，黄少安教授首先对我国的房地产业现状做出基本判断：不能因为目前房地产业存在一些问题就否定房产体制改革以来，房地产业在满足和改善我国人居条件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肯定房地产业历史作用的同时，黄少安教授认为目前房地产业，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和过度发展的问题：房价与居民人均收入比例不尽合理，住房空置率高房价却仍高企（高企即指价位持续停留在较高的位置不落，且有再升高的可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依赖房地产业，居民投资过度集中于房地产行业等。这些现象明确地反映出目前我国房地产业存在泡沫。基于对购房群体的分析、对我国城市化进程和乡村发展的阶段研判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考量，黄少安教授指出，目前的政策目标只能是稳定房地产价格和保证房地产行业稳步发展。
　　黄少安教授以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西班牙以及2008年的美国房地产行业发展情况为例，在总结相关经验教训的同时，呼吁防范房地产行业风险。为此，他提出了培育和疏导合理需求，抑制地方政府再度加码房地产投资，降低经济发展对房地产增长的依赖，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配合，控制游资进入和撤离房地产市场，精准选择房产税开征时机和税率等建议。他认为抑制房价大幅度上涨，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既要抑制投机需求，也要保障适度供给。在房地产供给方、供给模式方面，要警惕背后的金融风险以及垄断倾向，防止市场完全被资本操控和扭曲。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发展房地产，既要把房地产作为重大民生问题看待，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让百姓住得起、住得好，又要把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促使其健康发展。
　　三、立足城市化：科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也重点关注了乡村振兴战略。在此背景下，黄少安教授特别提出要立足“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势，科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不是要否定城镇化，不是要在乡村大力发展工业，不是要呼唤已经进城的人返回乡村，也不是一定要在乡村大兴土木；而是以前阶段性战略的延续和新时代的提升，是一项长期战略。黄少安教授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上各点务必要定位准确。对于乡村振兴应该带来的改变，他总结为，农民素质提高、农业产业链延长、惠农服务增加、农村环境和农民生活改善，也就是在人、自然和产业方面持续发力，不留短板。在论述乡村振兴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导向时，黄少安教授指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统筹起来，要加强基础设施，特别是生活性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切身体验和幸福感。谈及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区别与联系，他认为二者都是面向农民的，只不过是两部分农民：新型城镇化解决入城人口的城市化问题，而乡村振兴则是解决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问题。因此，明确两个政策的具体受众群体至关重要，也是日后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保证。
　　针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的情况，黄少安教授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政府作为多、资金投入高，但是一些农民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农村过于分散，使得政策执行和产业帮扶效果不明显；普遍存在“重物轻人”现象，即重视修路、建房，但是轻视精神文明建设；一些村庄的发展不切实际，工作流于形式。对此，黄少安强调乡村振兴要始终关注战略的主体和主产，即农民和农业。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及时纠正偏差，因地制宜地发展相关产业。在战略整体布局上，要立足长远，科学谋划，力争在新时代做出新事业。
　　四、“济南东南飞”：济南发展大势是向南
　　改革开放40年来，济南发展迅速。但是作为华东沿海地区经济大省的省会城市，无论是城市规模、经济实力，还是辐射力、城市软实力，济南都远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济南处于黄金经纬度区间，气候适宜，自胶济铁路开通后就是东西和南北交通枢纽。山东省作为人口和经济大省，对于省会城市具有强大的支撑能力，但是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济南，市区人口只有400多万，经济总量和质量也不尽人意。在“强省会”时代，济南更显得落寞。
　　黄少安教授认为济南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样的，城市规划战略方向失误难逃其咎。其不合理处有二：第一、不应该在济南老城中心区，即趵突泉、大明湖片区盖高楼建广场；而应该以趵突泉、大明湖为中心，方圆2—3公里作为老城区加以保护，另辟新区建新城，但现实是中心区遭到大规模开发。第二、先前制定的城市发展“东扩、西进、北跨、南控、中疏”方案，只有东扩和中疏执行得较有成效，北跨、西进、南控均在一定程度上受挫。基于此，他建议放弃或停止“北跨”，改为“向南发展”（也包括继续向东发展，准确地说是向东南发展，与向南发展大体一致）。
　　济南城市规划之所以放弃“北跨”，主要是考虑到黄河和资源环境问题。黄少安教授指出，黄河泥沙量大，流经济南段时已经是地上悬河，存在洪灾隐患。除此之外，宽广的河床会增加造桥成本，浑浊的河水会降低新区美感。黄河以北作为粮食主产区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战略储备区，亦不适宜发展新区。至于“向南发展”的种种优势，他首先从自然环境谈起。南部山水兼备，生态宜居，如果科学谋划，不仅有利于环境保护，还可以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居住和生活需要。其次，“向南发展”占用农田少，既有利于耕地保护，也能充分利用山丘土地和环境。最后，“向南发展”可以形成真正的大济南和以济南为中心的城市群。黄少安教授进一步阐发了以济南为中心，济南、泰安、莱芜向一体化方向发展的规划构想。在此构想下，淄博、济宁、曲阜、临沂、日照，都将深化与济南以及各自之间的联系。届时，环绕泰山山脉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大城市圈，泰山山脉的优质资源也会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两相比较，向南发展是济南未来的方向，是符合城建规律和人文环境要求的科学谋划。
　　每当热点问题出现时，理性声音便显得异常可贵。作为经济学人，黄少安教授以自身的丰厚学养和深度思考，对热点问题条分缕析，解惑释疑，就国家发展大计建言献策，尽显学者、师者风范，更兼有一份赤子情怀。
　　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论经济学学科组专家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曾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和首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等，长期致力于产权理论和制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邵凡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