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春膏(1900-1976),字泽民,甘肃省循化县(今属青海省)人。1921年7月,于北京大学毕业,考取留美官费生后,先后在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学习,1927年获博士学位。
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春膏与其他旅京甘肃学生加入北京学生队伍,反对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实行总罢课。6月3日,邓春膏等旅京甘肃学生跟北京学生组成演讲团,走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邓春膏等7名甘肃籍学生被捕。在各界人士的营救下,他们7人与其他被捕学生得以获释。
邓春膏于1920年5月,创办《新陇》杂志,邮往设在兰州的合兴印书馆及平凉、西宁、武威、宁夏、天水、陇西、狄道、酒泉各师范的代派所,再发行到全省各地。一直持续到1930年9月,因经费困难而停刊。
1929年2月,甘肃省政府聘邓春膏为兰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7月任校长。1930年中山大学改名为甘肃大学,邓春膏任校长。1931年改为省立甘肃学院,邓春膏任院长,直至1936年5月。邓春膏初掌兰州中山大学时,面对的是建立庞大的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与经费困难、师资匮乏的严重矛盾。邓春膏从实际出发,根据经费、师资与学生出路的情况,多次调整系科设置。另外,他还多方催要经费,团结教职员工,开源节流,惨淡经营,使甘肃学院在求生存中获得稳步发展。
师资缺乏是严重的问题。首先,大学毕业或留学外国的甘肃籍师资不敷聘用。其次,东南一带的大学师资或不习惯甘肃气候与生活,或受不了数千里的长途劳顿,更重要的是甘肃的教师待遇比东南诸省低,所以,他们不愿接受甘肃学院的聘任。邓春膏从四个方面着手,解决了甘肃学院师资匮缺的困难。一是礼贤下士、优礼有加地延聘甘肃籍大学毕业生与留学生;二是聘请各机关的大学生与留学生做兼职教员,如聘请省高等法院院长冯致祥给法律系授课;三是聘请学有专长的地方人士任教;四是选拔甘院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榆中杨晓舟就是其中之一。
经过多方努力,至1934年甘肃学院专职教员有18人,到1935年达39人,其中留学生11人,获博士学位的5人,解决了师资缺乏的问题,保证了教学质量。
邓春膏在讲授哲学概论、西洋哲学、法律哲学、经学通论和英文等课程的同时,还举办各种讲习会,请社会名流王庚山、赵元贞、田炯锦等先生演讲,活跃了学术气氛,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他曾在暑期讲习会上做过 《理想与人生》的报告,勉励学生树立远大思想,专心研求学问,毕业后勤勤恳恳地为甘肃人民服务。告诫学生不要把在学校读书,取得毕业资格,便于谋生作为人生的理想。
邓春膏还特别重视甘肃学院的体育事业。他每年都派员到天津去购置篮球、足球、排球、网球及田径器械,聘请体育专门人才王毓泰、王万寿分授田径、球类、武术,并聘请兰州体坛名将段焯训练院篮球队,使球艺迅速提高。邓春膏规定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学生都要去操场锻炼,并常常督促检查。他天天坚持打网球,以示倡导,甘肃学院的网球运动很为普及。他还每年举办全院师生运动会,促进了体育锻炼活动。
1932年底,邓春膏等人创办了杂志《民》,交流对时局的看法,提出开发西北的建议。他发表了《一年来列强之政治经济》,分析了1932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与经济上急剧变动的情况。希特勒的国社党对内反共,对外仇视法国,叫嚷“根本推翻凡尔赛条约,停付赔款”。他认为这种论调“在德国内政外交极端困难之时,易为人所听信”,且“希氏亦野心勃勃,非居人下者”。进而推测有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提醒国人密切关注事态的日益恶化。
邓春膏常与学生展开讨论会,以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1938年5月1日,时值抗战全民总动员时期,甘肃学院文史系主任邓春膏,召集文史系学生,在下沟邓氏亦园,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
之实施”讨论会,大家在姹紫嫣红的牡丹丛中,各表己见,相互诘难,由邓春膏作结论后,学生们各用茶点,上天下地,高谈阔论,兴尽而归。学生说,此会有“牛津导师之teaparty风味”。
邓春膏鼓励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他认为“理想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没有理想,绝不会有好的人生。个人没有理想,不免流于自私、颓唐、盲目;社会没有理想,会陷于混乱,不振作,无目的,无计划……只有于社会有益的思想方是理想,只求个人的幸福的,可以叫作野心,不配叫作理想……只有改进派的人,认识了现状的不满意,又有丰富的理想作改革的方针;这样的人,才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人。”他进一步说:“理想于人生很重要,可以分三方面说。第一,理想是计划,没有理想,行动就会凌乱盲目。第二,理想是标准,有了理想,可以纠正行动上的错误。第三,理想是努力的目标,有了目标,我们才能继续努力。”
1936年,邓春膏因抗议教育部对甘肃学院系科设置的不合理撤并,愤而辞职。1938年至1940年期间,邓春膏被聘为甘肃学院教授兼文史系主任;1948年9月,邓春膏被聘为国立兰州大学教授。
1976年4月7日,邓春膏因心血管病突发而逝,享年76岁,葬于韩家坪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