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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两年前，陈炳熙老师突然走了，他走得那样仓促，他仅走过了人生的七十三个年头。
　　记得陈老师走时很从容，他依然是穿一身藏青色的西装，系一条紫红色的领带，几缕稀疏的头发已遮盖不住他那宽阔的前额，脸上依然挂着微笑，像是要出差，去参加一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
　　由于工作及家事的繁忙，几乎尘封了我的记忆，陈老师的突然离去，却像一股激流，冲决了我的记忆闸门，往事像四处喷涌的潮水，把我浸泡在与陈老师相处的岁月中。
　　我和陈老师同是潍坊市里人，儿时，我记得这是一座不大的小城，但这方土地却哺育了许多名人。在流传的名人故事中，有不少是关于陈老师的。
　　我读小学时，就听家人告诉我，陈老师是诗人。他的诗，经常发表在至今依然令家乡的文学爱好者向往而高不可及的 《诗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著名的报刊上。我还听人说，陈老师是画家、书法家。他的字，酷似郭沫若先生的书体；他画的动物由出版社印成年画，过年时，家乡的百姓都将陈老师的画挂在茅舍中，喜庆中平添了几分自豪。很遗憾，那时，我没缘分给陈老师当学生，但关于陈老师的故事，却使他成了我的最崇拜、最仰慕的老师。直到1982年陈老师调入师专，并与我在同一教研室工作，才有了与陈老师经常相处的岁月。
　　家乡的许多人都说，陈老师是才子，不管别人怎么认为，反正我相信。潍坊解放时，陈老师年方十四岁，还没进中学读书就参加了文工团，并主演了潍坊文工团排演的第一出歌剧《三世仇》。五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他入大学的第一篇作文《在公园里》，引起了当时著名学者钱谷融先生的关注。这篇作文是陈老师1955年读大二时的习作，该课的主讲教师就是已经颇有名气的钱谷融先生。钱先生在这篇习作的字里行间和页眉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其内容大多是对文章的赞赏与对作者的鼓励。41年过去了，钱先生历经磨难，死里逃生，对于作文批语的事早已忘却。陈老师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任教。据陈老师说，当时，他完全有可能分配到条件优越的单位或城市工作，他却要求回到故里的中学教书。他说，祖上几代人没离开过方圆十几里的小城，在道光年间，他的一位先祖中了进士，但他依然辞去京官，回到故里读书治学，收集金石，著书立说。陈老师的家父健在时，其家境早已败落，陈老师的父亲靠搜集古董，惨淡维系家计，生活虽清苦，但也乐在其中。“文革”期间，陈老师被无端地隔离检查，造反派抄家三次，真的像将三间茅屋用篦子梳过几遍。据当时目击者回忆，仅字画、古籍就装了七板车，意想不到的是，陈老师却神奇般地将钱先生批改过的作文本珍藏下来。41年后，陈老师第一次给钱先生写信，并寄上了保存完好的作文本和个人的小说结集。他说：“当年我在课堂上受到了先生的表扬，于是暗下决心，一定写出比《在公园里》像样得多的东西来，以不负先生的鼓励和期望。”“文革”从发生一直到结束，经历了漫长的十几年。那时，人们只能写些空洞无物、套话连篇的颂词或大批判文章，陈老师万般焦急并充满着期待。当春天的气息刚刚吹拂到文学界，陈老师像运动员似的闻枪响而动，作品像泉水般地喷发出来，从1982年———2008年，他已经在《收获》、《小说界》、《当代》、《十月》等刊物上发表了160多篇中短篇小说。为了40年前的心底夙愿，于1996年，陈老师将发表的部分小说寄给了钱先生，并祈望先生为小说集作序。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