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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幸运———出生于1977年6月，我的人生之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故事，概括而言主要围绕着求学历程和教师梦的萌发、实现。

我出生时适逢拨乱反正的关键期：1977年，中国共产党于7月16日在北京召开第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决定恢复邓小平领导职务；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同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顺利召开，宣告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10月21日，各大媒体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2月，全国570万考生走进考场，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由此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我一岁半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22日在京举行，此次会议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标志着我国进入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

1983年，我六岁，进入小学学习。两年后，《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明确提出“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指出义务教育为现代生产发展和现代社会生活所必需，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规定在全国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在我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习阶段，各种教育资源、软硬件条件都是前所未有的，老师们爱生如子、润物无声的教育理念，也让我逐步形成成为教师的职业规划。在无忧无虑的年纪，陪伴我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的，还有各种少儿、文艺报刊，例如《小学生周报》《少年文艺》《金色少年》《故事大王》《儿童文学》《海燕》《散文百家》《散文选刊》等等。直到今天我的脑海里依然常常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当年放学后捧着一本心爱的少儿杂志，吹着微风，坐在家里院中那棵大核桃树树枝上阅读，偶尔抬眼看到天边美丽的晚霞，满心的喜悦。这些报刊的陪伴与滋养，不仅丰富了我少年时代生活的色彩，也在冥冥中确定了我未来致力于出版人才培养的人生路向。

1994年我参加高考时，国家教委在高中会考的基础上推出高考全国统一命题“高考3+2”科目改革，即文科“语数外+历史+政治”，理科“语数外+物理+化学”。进入大学后，高校正在逐步推行“并轨”改革，提出了学生自己缴纳部分培养费用的新模式，倡导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的新机制。1998年我通过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赶上了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快速增长期，从1999年开始，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连续6年大幅增长，年均增幅均超过20%，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由此进入世界前列。2001年，我顺利考取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实现夙愿，到北京印刷学院新闻出版学院编辑出版学专业任教，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教师。

家人常说我与北京印刷学院的结缘，可以说是实现了长久以来教师梦与出版梦的融合。北京印刷学院作为北京地区以出版、印刷为特色的高校，有“新闻出版行业的黄埔军校”之称，办学60年来一直自觉肩负为首都出版行业输送高素质人才的使命。学院1995年10月成立出版系，同年设立图书出版发行学本科专业并招生，1997年又增设编辑学本科专业，1999年将编辑学和图书出版发行学合并为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多年精心建设，编辑出版学专业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品牌建设专业，2010年获评国家级特色专业，2012年在韬奋基金会的指导下创办全国唯一的韬奋出版实验班。根据武汉大学和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联合推出的 《2017年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该专业在全国高校同类专业中名列第一。

在北京印刷学院工作的十四年，是学校的快速发展期，我很荣幸能够参与到编辑出版学国家特色专业以及韬奋出版实验班的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满怀激情地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从这一角度来看，我的成长道路与教师梦，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教育事业的发展路向与成就。而我和同事们对创新型高素质出版传媒优秀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不仅是关乎着媒体融合时代编辑出版学专业未来发展的时代命题，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躬逢盛世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