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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三千多年前，周人领袖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带领族人去豳渡漆，翻越梁山，定居周原，并在这片土地上与姜姓部族联姻，营郭造社，中分天下，翦商兴业。三千多年后，周人的赫赫基业与宏图武功皆已在历史的雨打风吹中散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湮没在八百里秦川之下。近百年以来，不断发现的丰厚青铜器窖藏和大型建筑基址，仿佛在提示我们，周原有太多神秘的面纱仍未揭开，期待我们进一步的发掘。
2014年9月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家单位联合组成周原考古队，对周原遗址启动了新一轮考古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发掘，揭露的一系列重要遗存不仅吸引了公众的目光，更是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被评为2015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何以“十大”？让我们跟随北大师生一起，感受岐山脚下，先贤留给我们的灼灼真言。
殷遗立社：商周关系新证
作为考古文博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一年一度的田野发掘实习成为每届学生难以忘怀的记忆。对于北大师生而言，周原不仅仅是代表一个遗址、一种文化，更代表一种精神文明。在周原遗址发掘现场，“舞动青春，让周原活起来”的标语，既是响应国家“让文物活起来”的实际行动，也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的团队的真情表白。
发掘实习地点的选择，既有教学需要，也有解决重大学术问题的考虑。本次发掘领队、我校雷兴山教授认为：“作为周人发祥地的周原，其聚落结构和性质多年来的的进展不尽如人意，我们至今未能确定太王迁岐的‘岐’邑所在，这是令人困惑和遗憾的。”为改变这一现状，周原考古队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工作新理念：一是在贺家北区域以凤雏建筑群为中心，进行较大面积的揭露，以期考察具体遗迹的性质；二是以厘清周原遗址内的水网系统、城墙等大体量“框架性遗迹”为目标，了解周原遗址的聚落结构和功能分区。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建立遗址内诸如城墙、建筑、手工作坊、墓地等重要遗迹之间的有机联系，探索都邑性遗址田野发掘的新方法。
大面积揭露的工作方法很快就有了成效，作为本年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考古队揭露了凤雏三号及四号基址。三号基址是迄今所知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单体建筑，总面积达2180平方米，始建于西周中期，中期前后大面积过火，到晚期彻底废弃。基址主体部分呈“回”字形，庭院中部有长方形铺石遗迹，正中长方体立石一块，形制特殊，前所未见，推测可能为“社祀”遗存。
如此重要的建筑基址，其性质为何？我校实习带队老师孙庆伟教授从建筑形制、祭祀遗存等方面推测凤雏三号基址有可能是西周时期殷遗民所建的“社”，“这座建筑基址的主人很有可能就是武王灭商后被徙居于此处的殷商遗民，从以往铭文及文献记载来看，这些殷遗民在周王朝中有一定的地位，立社于此，有延续其社祀的实际需求，也是周王室劝降戒叛的羁縻之策。”
居葬合一：商墓研究新视角
本次发掘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是“居址—墓葬区”的发现。该区域位于大型夯土基址区西南约200米处，在412平方米的发掘区内，共清理西周时期具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遗迹149处，包括墓葬、灰坑、房址等。
墓葬的时代贯穿整个西周时期，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东西向和南北向均有，普遍带有腰坑，坑内殉狗，其独特的葬制为研究周原遗址的族属结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在发掘的20座西周墓葬中，以早中期之际的M11形制最大，保存最为完整，出土文物最多。
M11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255°，墓口长3.7、宽2米。墓口距离地表深1.3米，打破西周时期的文化堆积和古代河床，故墓室填土中包含大量石块。葬具为一椁两棺，头箱中共出有铜器21件、陶器20件、原始瓷器6件，包括鼎、簋、爵、斝、尊等。这是建国以来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容器最多的墓葬之一。
经初步清理，在多件铜器上发现铭文。铭文显示，墓主人昔鸡很有可能来自殷代的举族。武王克商之后，其国族尚在，但部分支族可能被迁至周原地区，因此这座墓葬具有较浓郁的商文化作风。从墓葬规模和随葬器物来看，昔鸡与周王朝的高级贵族有交往。两件铜簋的铭文还显示昔鸡曾受周王后的派遣去见韩侯的夫人，并受到韩侯的赏赐。据此，昔鸡应是小臣一类的职官。
该区清理的灰坑也从西周早期延续至晚期，按规模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前两类数量较多且占比相近。其中 H57为一座大型灰坑，堆积较为丰富。墓葬和灰坑虽有相互打破关系，但墓葬附近较小范围内几乎不被同时期灰坑打破，而超出该范围则常见同时期灰坑。“这可能是一种‘居葬合一’的现象，”雷兴山教授解释道，“20座墓葬中16座带有腰坑殉狗，表明该处普通‘居址—墓葬区’所属人群应是殷移民。根据自西周中期偏早至西周晚期偏晚仍可见有腰坑殉狗者，可推测殷遗民在此地延续了较长时间，而‘居葬合一’应为殷遗民埋葬制度的特点。”
“西周第一豪车”：
文物保护理念下的发掘
与上述发现相比，最能吸引公众眼球的，当属“西周第一豪车”车马坑的发掘，车马坑时代为西周中晚期，位于三号建筑基址南侧约50米。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南北长4.3米，东西宽3.2 米。坑内南北向放置一车，车輈朝南，轮舆在北，推测驾四马。局部清理后发现，车轮牙为青铜浇铸而成，由四节组成，直径约1.6米。车軎、车辖、衡饰上的纹饰皆为绿松石镶嵌而成，这种做法以往罕见。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车马坑未在田野作全面清理，而是整体打包吊装回实验室，以待更加精细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在车马坑的北面1.3米处发现了一座马坑，马坑平面形状为长方形，东西长2.64、南北宽2.3米。坑内自西向东依次并排放置有四匹马，头向一致，均朝南。对于这一发现，我校带队老师刘绪教授认为：“我们推测这个车马坑的主人和大型建筑基址的主人有密切的联系，是否为同一人暂时不能确定，但随着今后持续的考古工作，重要遗迹之间的联系也将更加明确，会进一步促进对周原遗址聚落结构、凤雏建筑群性质等重要问题的研究。”
水系调查：“大周原考古”的新理念
为搞清周原遗址的的聚落结构，建立以往发现聚落遗迹的重要联系，从2013年开始，周原考古队根据以往调查中发现的池渠遗迹为线索，在遗址中心区域进行了针对水网系统中的池渠遗迹的大规模勘探。目前已完成池渠遗迹的勘探面积108万平方米，新发现大淤土遗迹1处、人工沟渠11条。为弄清池渠遗迹的形制与走向、建造和使用年代、堆积性状等基本信息，对大淤土遗迹和4条人工沟渠遗迹进行了解剖发掘。
通过对相关遗迹的探勘和试掘，可以初步认为周原遗址内存在着自然水系与人工水系、蓄水池与引水渠、干渠与支渠等不同层次的水系遗存，共同构成了周原遗址的水网系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占奎研究员对这一调查的前景充满信心：“这一类发现十分重要，它不仅强化了以往遗迹现象的诸多联系，加深了对周原遗址聚落扩张和水源关系的认识，填补了周原给排水类遗存的空白。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水系基础上，我们可以结合聚落结构的变迁，了解商周之际周原聚落人群的流动与族群变化情况，这也为我们今后的聚落考古实践提供了新线索。”
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已落下帷幕，喧嚣终将散去，而周原考古队的工作却刚刚开始。
周原膴膴，馑荼如饴。日升月落，那是照耀千秋家国万载沉浮的不变轮回；长风浩荡，那是吹过千年岐山依旧不停的回响。昔日孔子立于尼山，发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千古一叹；今朝我校高瞻远瞩，以周原考古为己任，立此荣光。金声玉振兮，余音绕梁；源远流长兮，即寿且昌。让我们期待周原在未来有不断的新发现，让我们欣喜越来越多的北大人在与先贤的对话中，磨练自我，挥洒青春。
（作者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