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 - 《山东大学报》
中国两千年的官僚政治
——读《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作者:历史文化学院 赵怡帆

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系统地剖析传统官僚政治的好书,是批判官僚政治的锐利的理论武器。”(孙越生语)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郭大力先生用八年时间,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等经济学著作,之后两人又合译《资本论》,在经济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王亚南先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从30年代起,他就从中国经济史入手,探索旧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全书共十七篇,分而不散,论述有着内在的逻辑,阐释了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官僚政治的产生基础、运作机制、影响等问题。此书写作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也回应了“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工商业作为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长期受到抑制,成为统治者肆意索取的“钱袋子”,所以政府也只会“抑商”不会“灭商”。统治者利用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固化阶层,限制流动,将土地与人口紧密联系。即便在近代出现新的经济因素,作为帝制社会物质基础的地主经济受到影响,官僚政治的力量被削弱,但是封建生产关系并未有根本性的变革。纵有很多的政治改良运动,却改变不了封建官僚政治依然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刘泽华教授继承了王亚南先生的部分思想,但其观点更为犀利,他在《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的王权主义》等书中,强调“权力支配一切”,并非仅仅是经济。
本书的语言犀利,言简意赅,直言不讳,读来令人欲罢不能。比如它不客气地反驳了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一文中的观点;论及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时,直言清朝把丑丢尽了才从政治舞台上滚开,显示了其真性情的一面。而今不少学者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晦涩的语言来显示自己学养的深厚,实在不可取。
除了独树一帜的文字,新颖透彻的观点更发人深省。作者对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着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专制官僚政体建立在地主经济之上,这一观点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的。但与以往学者过分重视经济基础不同的是,王亚南先生强调了政治对经济的巨大作用,政治制度是影响经济的重要因素。这个观点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
王亚南先生学贯中西,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本书中不仅讲中国官僚政治,还将西方的政治形态与中国相对比,拿捏灵活。从传统上看,西方人善讲理论,中国人偏重事实。而这本书理论丰富,论述得体,但是史料可能略显单薄。在西方,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是中国的官僚政治则不同,是专制政治的副产品和补充物。两相对比,方能认识问题的实质。
“官民冲突”是本书的一个重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主线。中国古代的官民矛盾一直存在,而且循环往复,是帝制社会的“顽疾”。古代社会,历代君主常有标榜“爱民如子”的,其实是百姓为国家提供财力、人力和物力。有权谋的帝王懂得安抚民众,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为攫取财富获取舆论支持,比如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政策,将利润最大的行业收归官府。而“昏庸”者则无所顾忌,贪婪无度地向民众索要财赋,失去民心。张养浩在《山坡羊·潼关怀古》词中说的极准确:“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既得利益者自然安于现状,反倒是中下层民众最具革命的热情。在西方,工商业者阶层或者是市民阶层是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但是在中国古代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由工商业者挑起起义的,反而常常是最能忍耐的农民揭竿而起。工商业者阶层不反抗,一是因为力量小;二是因为“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即使官府打压,商人也不至于没有活路。农民则不同,在大多数时候,农民都是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只要能活下去,就不会轻易反抗;但被逼走投无路时,只能揭竿而起。
本书的确有醍醐灌顶的作用,但是也并非完美无缺。王亚南先生书中所引书籍多以先秦秦汉时期为主,着重阐述汉唐时期的政治情况,对元明清着墨较少,即便提及也是作为反面例子。特别是在第十四篇“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之覆败”中讲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末,在社会转形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从而中国传统的专制官僚政治形态的历史交代,也许是另一个方式,也许还能保持一些官僚政治本身所需要的形式上的体面。但是,最高统治阶层爱新觉罗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所以,当时稍有觉悟、稍有时代认识的汉族臣民非到图穷匕见阶段不敢提出任何牵涉到君上至尊大权的政治革新步骤;而在满族则由于怕任何性质的政治革新在这生死关头有利于被支配的汉族而不利于它的统治,是以它一直要等到把专制官僚政治的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滚开。”此处先生的看法有失公允。近代多次政治改良的失败,并非是由于民族矛盾导致主政者的自我欺骗,从而阻碍了政治制度的改良。明朝有些皇帝岂不是比清朝更荒唐?明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朝纲混乱,清流学士们提出政治改良的主张了吗?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在近代这个时间节点上都没有力挽狂澜的可能,带着荣光的汉族帝王就能让中国在近代免于遭受屈辱?专制官僚政治的积弊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千百年来的沉疴,也不是一朝一代可以解决的。官吏们口中的为国为民,不过是给自己攫取私利,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罢了。先生应该摆正他对清朝的态度,官僚政治的弊病,不能全由清朝负责。全书中很多处提到清朝,都用“异族”来形容,这是有失偏颇的。当然,先生之所以如此评价,也是受到社会环境和自身经历的影响,先生经历了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动荡,各种思潮交织,当时很多学者都对清朝大加挞伐,认为清朝统治者是所有屈辱的祸根,先生也未能免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是我读的第一本关于官僚政治的书籍,感触很深,也使我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作为一个晚辈,没有资格过多评价前辈学者的著作,只能谈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