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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姚中秋教授做客儒家文明论坛，主讲“解经法示例：《舜典》所记中国第一政府”。姚中秋教授通过疏解《舜典》，分析中国古代政府自建立之初设置的九大职能，并对比西方政府，指出中国政府的非凡之处在于重视养民、教民，以正德、利用、厚生为立政目标。
　　　　　　　　　　　　　　经学何为
　　近年来，言经学者增多，然多为经学史而已，这只是经学的预备工作。譬如由于大量新材料的出现而引发“《尚书》热”，相关考据、训诂等学术生产与再生产层出不穷。在姚中秋教授看来，这或许会将《尚书》研究引入歧途。他强调，思考经学要回到经学本身，而不能用经学的外围知识代替经学，比如文献学研究、考据研究、经学史研究。经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索解六经文本，推明圣人之道，以助成一代之大法，致天下于有道。
　　经学是致用之学，其功能之一是创制历法、制礼作乐。譬如法度有助于塑造良好的社会秩序，而法度背后的基本原则源于六经之道。姚中秋教授认为，研究经学不是纯粹的书斋工作，研究者要有实践的意识。
　　　　　　　　　　　　　　如何解经
　　姚中秋教授指出，经学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乎一王之法”。经是常道，道在天人之际。他进一步阐述“究天人之际”对于做学问、做人和创制历法的重要意义。人类文明可分为两个类型：敬天和信神。中国文明的根本是敬天，而几乎中国以外的所有文明，都是以崇拜神作为文明的根基。此外，创制历法必须“通古今之变”。中国人创制历法的资源尽在历史中，故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直至今天，国家的体制变革所借重的资源仍是历史。这启发当今学者在做学问时不能仅“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让古代制度活在今天，以成一代之法。
　　首先，经学必须有“修、齐、治、平”的意识，为全面解决时代问题提供方法。其次，经学要有天下视野，不仅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解决人的问题、天下的问题。因此，经学家在知识领域必须是全覆盖的。
　　历代经学之所以能够在整个学术场域中享有尊崇的地位，是因为它已经涵摄了其他既有知识。汉代经学融摄诸子之学，宋代经学融摄佛道之学，今日则当融摄西学。欲融摄西学，必先“辟之”，“辟之”即是批判。融摄西学，首先要精通西学，然后以我道，用其术，成我器。
　　　　　　　　　　　　　《舜典》解读
　　姚中秋教授对《舜典》中涉及政府职能的部分进行了重点解读。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这是舜继位的仪式。“文祖”是宗庙之意。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钦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姚中秋教授参考清人注解，认为“食”为“钦”字误写，故改为“钦”。这段话是十二牧对舜所讲的王者责任。柔远能迩，柔是怀柔，怀柔远人；能是善待，善待近人。《论语》中亦有相似的表述。“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在现实中，人有各种各样的不同，比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种族等，但是王者不以任何特定身份来区别对待人，只用远近不同来描述天下人。近人是已经在我王权统治之下的人；远人是暂时不在我王权统治之下的人。这样的划分体现出王者的心态：王者无外。
　　与西方相对比，姚中秋教授指出这是最高尚的国家观念。西方世界长期存在宗教冲突，且已成为国家分裂的威胁性因素。因为西方国家权力与神权密切相关，当统治阶级掌权后，就会用权力维护“兄弟姐妹”的利益，并很可能以敌意对待“异教徒”。按照宗教、种族和阶级划分人，就有可能出现排斥和杀戮。而中国传统划分人只分远近。在王者看来，只要你跪在我的面前你就是我的臣民，我就会一体保护你、平等对待你。自古以来，中国在每个历史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共同体，这正是因为王者的心最大。只要进入中国统治权范围中的就是中国人，这是最现代、最抽象的国家观念。
　　“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讲为政之道。惇德，敦厚德行。“允”者，信也。“元”者，善也。为政以德，信任贤能之人，疏远奸佞之人，最终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命禹作司空，职责是“平水土”。咨，语气词。懋，勉也。姚中秋教授以霍布斯《利维坦》为例分析西方人设想的政府职能。霍布斯认为，人们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或“丛林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有暴死的恐惧。只有建立国家，人们才能免除这种恐惧。所以，国家的首要职能是维护和平，阻止人们互相伤害，这样的政府职能无疑是消极的。
　　西方政治思想有延续性。有关“自然状态”的思想早已隐含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中。苏格拉底和几位青年讨论城邦的建立，建立城邦的原因是人们生存需要很多物品，而这些物品需要很多人来满足，这就隐含了“自然状态”的命题。霍布斯的观念也正是如此，只是他进一步指出，人们要满足需要而物品有限，这就会引起争夺，进而引起相互伤害，这就是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即自然状态。
　　苏格拉底和青年讨论城邦的建立，说我们的城邦因为人口逐渐增加，需要也逐渐增加，现有土地不足以承担人口，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宰割另一个城邦的土地。
　　霍布斯在论证自然状态时讲过一个经验上的理由。他说，国家始终处在两种状态，要么是战争，要么是准备战争。苏格拉底说，我要养活自己的城民，就必须要宰割另一个城邦。苏格拉底这样讲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歉疚。为了防止其他城邦的宰割，城邦必须设立守卫者。所以在苏格拉底构建的城邦中，统治者就是武士。《理想国》的主要内容就是如何教化城邦中的守卫者。
　　相反，舜所建立的第一个政府是向人们提供生产所需的物质资料。通过开垦土地、治理水灾，人们得到稳定的生产生活场所。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
　　弃是周朝的始祖。舜命弃作后稷，种植粮食、推广良种，让百姓免除饥饿。
　　《尚书》中越来越多的记载得到了考古学的证明。譬如《诗经·周颂·思文》，记载了后稷将麦类作物推广到全国，这一记载后来得到考古学的支撑。考古发现麦类作物从两河流域传入中国，最早在中国西部种植，然后向东传播。弃能成为后稷，是因为弃所在的族群最先种植麦类作物。而麦类作物相对于菽、谷子等作物更能补充能量，所以后来商大败于周。
　　姚中秋教授分别用“生产型政府”和“守夜人政府”来概括中西方古典政府的职能差异。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舜命契作司徒，敬敷五教。敷，布也。五教，是五伦之教，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就是说，政府的第三个职能是施行教化。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中，教化是政府的职能。而西方，特别是自一神教诞生之后，形成的基本格局是教化在国家之外。教会是第二政府，管理人的灵魂；第一政府，即世俗的政府，管理人的肉体。在姚中秋教授看来，这并不是很好的制度，因为“灵魂”和“肉体”分由两个政府管理会导致共同体的撕裂。中国向来是政教合一，政与教相辅相行，这是因为此教非神教，而是人伦之教，这是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今天，中国政府仍在推行五伦教化，譬如各级政府举办“十大孝子”“五好家庭”等评选活动。
　　对比西方的神教，可发现中国之外的神教都倾向于“严”。“宽”是因为“易简”。《孝经》有言：“圣人之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这句话描述了中国之教的根本特征，由教的特征决定了政的特征是“不严而治”。
　　姚中秋教授以《论语·子路》中的一章对上述三章内容进行小结。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前两章讲“富之”。富之而后教之，这也是儒家和法家的根本区别所在。儒家和法家都重视富强，而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儒家更进一步讲教化。中国文化一脉相承，直至今天，中国历代政府都是先富民而后教民。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命皋陶作士，维护安全。舜首先向皋陶说明设立“士”的原因，外部有蛮夷乱华，内部有刑事犯罪，所以必须予以防范、打击。
　　维护安全仅作为第四个职能出现，这与国家的建立方式、地理环境等因素有关。姚中秋教授认为中国是由多族群聚合而成。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非常发达，但是到岳石文化时期，文明程度大幅度下降、遗迹数量大规模缩小，这是由于气候变化导致自然环境剧变，故山东人迁至山西。良渚文化时期的东南族群，也一定经历过一次漫长而遥远的迁徙，从太湖流域过长江，最后聚集在一起。不同于西方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国家，中国文明是聚合而成。因此，西方国家会把维护安全作为首要职能，而中国是以百姓过美好生活作为最重要的职能。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斨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
　　舜命垂负责工事。工事可分为两项：一是公共工程，如修筑城市、治理河道等；二是手工业，其中最重要的是玉器加工业和青铜加工业。考古发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多以玉事神。但是在《舜典》中，玉器用以事人，即用玉来标志人之间的等级、身份，因此玉器加工业至关重要。青铜器从此时起也逐渐成为重要的礼器，因此青铜工业也成为重要的礼器工业。
　　中国从尧舜时代开始即在政府中设置部门管理工程，故中国圣人建立国家的目的是“正德、利用、厚生”。天生仁，王者代天而治人，其首要责任是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从平水土、播百谷、兴教化到管理工事，政府职能都服务于这一目标。
　　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
　　舜命益作虞，负责草木鸟兽之事。这是一个生态部门，管理自然资源的占有和使用。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
　　舜命伯夷为秩宗，掌管祭祀。三礼，即天神、地神和人鬼。祭祀官应有的精神状态是“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寅”者，敬也。直，不邪不曲，指恰如其分地祭祀应当祭祀的鬼神，如《论语·为政》：“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相反，“非其鬼而祭之”就是不直。清，清洁、清明之意。寅、直、清构成中国人事鬼神的基本态度，即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姚中秋教授指出，中国文明自尧舜时代已完全走出巫术时代。他强调“绝地天通”的决定性意义。“绝地天通”，神再也不会降临人间，而人始终对神表达敬意，表达诚敬之心、报恩之心。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舜命夔掌管音乐、乐教。乐教是中国最早的教养，教人有德行，即“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王者之乐，以“诗言志”为基础，言君子之志。乐起源很早，但礼乐之乐大概是在尧舜时代才制度化的。
　　帝曰：“龙，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舜命龙作纳言，负责出纳王命。姚中秋教授指出，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是相当完善的文字体系，此前当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以此推算，文字初步完备恰是尧舜时代。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政府的特别之处在于把厚生放在第一位，极为重视养民、教民。司徒、秩宗、典乐，政府九大职能中与教化相关者有三。相反，西方政府重点强调的部分，在中国政府中仅有两个部门与之对应，即士和纳言。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政府？舜的话语可作为提示。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亮，辅助。政府辅助上天对人之工。敬天，天是本源。《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钦”者，敬也。“若”者，顺也。“钦若昊天”，确立了中国人最根本的信仰是敬天。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神与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言与不言。《圣经》的《创世纪》载：“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太初有言，言与神同在。”言就是神。孔子说“天何言哉”，这就把中国文明和巫术文明一刀两断，同时也分开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人有敏锐的“时”的意识。“君子而时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天的呈现首先是四时之变化，其次是百物生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如果天有其心，那么天心就是让万物生生不已。王者法天而治，就是要辅助万物之生。《中庸》讲“唯天下至诚”，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在中国文化中，有三个核心概念构成一个内在的逻辑，即“天生仁”。“天命之谓性”，性即仁。仁从何而来？天生仁。人秉天，生仁之心而为己心。政府就是本着这样的观念建立起来，要让天下所有的人生得更好。所以大禹讲，“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圣人之道常在。几千年来，中国政府大体上都是沿着“道”前行。 （整理：王冰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