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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研究问题，需要改变不同的立场，探讨最前沿的问题。哈佛大学提了一些文学研究的立场，比方说写本文化的价值等等。我并不完全地赞成，但是其中某些合理的因素，是值得为我们所参考的。
　　新文献对唐诗研究的影响最近一百年，从唐代文史研究的基本情况来看，文献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以前研究唐诗，包括我进入复旦之后，老师还告诉我说———研究唐诗要读几家重要的文集，比如说李白的，读的也都是一些旧的读本。唐诗的研究应该参考一些历史背景，比如读一些“两唐书”了解一些唐朝的官职制度的情况，同时应参考历代诗话评点的著作，了解前人的见解。但最近几十年，唐诗研究和历史研究得到了充分的结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有关唐诗的文献，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的超过了前辈、再前辈，是近几个世纪那些最有名的大家看到的书的数量的很多倍。《全唐诗》是康熙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编出来的，它收录了2657个有姓名的诗人，共48900余首诗作，日本学者还特意数了一遍，但这并不是唐诗存世的总数。在这本书中，有些诗作重复收录，按理说应当剔除。近三十年发现的唐诗就已经超过了6万首，新发现的唐代文献超过2万篇，这些都是前人没有看到过的，这些新鲜材料的发掘，为创新型研究提供了无比广阔的空间。
　　拿我最近发表的一篇较短的论文来说，研究的是玄武门蒙难者的女眷，这篇文章的所有材料都是第一手发表的。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将他的哥哥和弟弟家的所有男眷当天杀掉，那女眷去哪了呢？这确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我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两千字不到的篇幅就把它发出去了。最近，我写了很多这样的通俗类文章，篇幅不长，但是写得很用心，感觉到都是有第一手意义的。我今天上午在这里讲了一句大话：我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做《全唐诗》的新编，我已经把它作为我余生最重要的事业。我把十分之六的时间用于这方面的研究，十分之二的时间用于论文的写作与发表，十分之一的时间用于应付学校的事务，另外的时间用于在外面行走，比如说今天的讲座，这也是为了告慰已故学者、已故恩师的在天之灵。
　　文化下移导致唐诗通俗文本的出现李白《静夜思》的通俗文本是明代学者改的，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题目为明代杨胜所拟，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几乎可以否认是他所做的，《黄鹤楼》的第一句可以肯定是“昔人已乘白云去”，但是明清两代流行的通俗文本基本上都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清明时节雨纷纷”到南宋方出现，所以《全唐诗》根本都不收，但是却家喻户晓。
　　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错位的，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现在我们提到陈子昂的诗，首先想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但在唐宋时期，他的代表作却是《感遇》38首。直到明末，“前不见古人”才被提出来。为什么呢？这和明清时期文化下移有关。市井民众也要读唐诗，他们偏爱晓畅明白的诗歌，因此，《静夜思》出来了。李白的《静夜思》和他的另外一首诗《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相比，表达的主题乃至氛围几乎是一样的，唐宋的各种刻本都是推崇《玉阶怨》，认为这首诗好在它的含蓄。三十年前，叶嘉莹先生曾在复旦做过一个讲座，讲的就是李白的《静夜思》。她解释《玉阶怨》这首诗，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玉石砌的台阶上生起了露水，佳人深夜独立很久，露水浸湿了罗袜。她回房放下水晶帘，仍然隔着帘子望着玲珑的秋月。”这首诗是充满贵族的华贵气质和含蓄之美的。唐人忌讳写诗直露，直露的诗不是好诗，但直露的诗被现代人普遍接受，我们不能去批判时代的变化，这是明清以来文化下移的必然结果。孟浩然的诗作《春晓》在宋本之中是作《春晚绝句》的，很多人疑惑，为什么明明写春天的早晨，诗名却叫“春晚”呢？其实这里的“春晚”是“暮春”的意思，而非“春天的傍晚”。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中表达的是一种“春将逝去，风雨吹花”的一种伤春情怀。韩翃的诗“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其实是一种高阶的颂德，我们看到一些解释，认为他讥讽了当朝的一些大臣权贵，其实这是想多了。
　　唐诗研究的三大要点读唐诗要抓住三个关键词：声律、骨气、性象。声律的完善是中国诗歌的一大进步，古体诗中的情绪是绵延不断的，近体诗则是抓住最重要的去写，一句句拼接出来，同时要照顾到平仄变化、对仗技巧，这样就在更短的诗歌中包含了更多的内容。看到一些专家在指点一些诗词比赛，但我发现一些专家对声律都很茫然，这是令我比较意外的。作诗知道声律，这是最基本的。再者就是骨气，写诗要表达真实的情感，要有强烈的感慨，诗歌不能太柔弱。第三是性象，即“言有尽而意无穷”，诗歌要有联想之美。王维的诗《积雨辋川庄作》中“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写的不仅仅是日常生活，更是表达出一种对自然界生命的体悟，感受到自然之永恒和生命之短暂，表达出对佛理的体会，而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多的联想的。我的老师朱东润的先生唐文治，上课从不讲解课文，而是从头读到尾，这种吟诵的方法，就是让学生自己去体悟中国古诗古文中句式之错综，气势之连贯，音节之跳动，概括起来就是古文中的“气”和“韵”，这只有在吟诵中才能体会到。唐先生在双目失明后，还上了30多年的课，每次上课都是给学生一段段地吟诵、讲解，老一辈人的积学之厚，实在难以想象。朱东润先生曾讲解杜甫的《哀江头》，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后半年，是最早写杨贵妃之死的诗，其中有“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等句子，描写了贵妃之死。古有评论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写得不好，因为其“有涉君臣之体”，而杜甫的诗把要表达是内容都表达了，还很合适（诗人身份），这就涉及到诗人的自我定位。不要把诗里的典故作为史实，比如说，有人认为杜甫晚年寄居长沙时生存状况不好，在街上买药为生，其实是杜甫在诗中使用了东汉的一个典故。所以，读书应当知道基本的典故。
　　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及真相探索最近一百年，学术研究是日趋绵密，唐诗研究也是日新月异。现在电视上经常有一些过气歌手，他们一生可能只有某一首诗唱红过，于是无论什么节目都只唱那一首歌，实际上，这放在学术研究中是不恰当的。学术研究具有一次性，只能有第一次地提出，我在这里也是在重复前辈的工作。蒲江青先生的有两篇著名的作品：《八仙考》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八仙考》在现在看来已经过时了，而《花蕊夫人宫词考证》的精妙程度至今仍难以企及。可见学术研究中前辈研究之绵密和文献考证之重要。北宋陈师道的《后山诗话》中：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值得考证的是，这首诗是谁写的？蒲江青先生的文章中对这些都有精密、确凿的考证，这是令我们后辈所叹服的。但我们后辈的研究也有前辈们不能达到的地方，比如说，如今古籍已经可以全文检索了。现如今，我们对历史和文学的认识还有可以改进之处，我很不赞成将历史看作文学写作的背景，诗人的个人生命是属于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就会写什么样的诗。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去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进而去诠释诗人的各种行为。
　　我今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扬州几曾有迷楼》，是一篇替隋炀帝说话的文章，我们在明清小说中看到的隋炀帝是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在扬州修建了一个庞大的迷楼，搜罗全国的美女，供他淫乐。而真实的历史是，隋炀帝后宫的妃嫔相比唐太宗来说，已经少了好多，儿子也是屈指可数。当一个人被污名化之后，人们就会把一切不好的东西扣在他身上。朱东润先生在1940年写过一篇文章，讲到隋代的政治与佛教，其中对隋炀帝评价很高。那么是什么导致隋朝的灭亡以及隋炀帝的恶名呢？隋炀帝过于想把隋朝搞成一个庞大的帝国了，所以他东征高丽，西讨突厥，修建长安城，开通大运河，最后国力衰弱，政权分崩离析。唐代奉行“与民休息”的国策，其实是因为隋朝把那些基础设施都建好了。我们都赞扬唐代都城的宏伟，其实隋朝才是“为他人做嫁衣”的那一位。
　　在历史研究中，要讲究真相还原。我们认为，认识与评价可以尽可能地去突破原有的框架，我无意于为岳飞、秦桧翻案，今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于银波教授发过一篇书评：《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是根据日本学者的一本著作《南宋初年的政治斗争》来进行评价的。实际上，宋代控制兵权，包括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就是说，北宋皇帝手中直接控制着大量军队，而岳家军打出旗号，这让南宋皇帝不得不怕、不得不防。
　　我还写过一篇小短文，叫做《尴尬的春秋笔法》，我不赞成对历史人物脸谱化地区分忠、奸、善、恶，历史其实是错综复杂的，人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可是当我们翻开历史书时，却看到所谓“忠烈传”、“奸佞传”，做学问时应当加以改变。我不完全赞同欧阳修的做法，相比之下，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可能更具有现代化的眼光，或者说，他至少表达了一种还原历史的立场。我在本月初发表的一篇文章《瑶池新咏所见的唐代女才子的感情世界》，牵扯到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写作，二是敦煌遗书。《瑶池新咏集》收录了唐代23位女诗人的115首诗作，世人本以为已经失传，后来敦煌遗书的碎片拼成了集子的一部分，是研究唐代女性的第一手文献。我这里主要讲的是唐代三大女诗人之一的李季兰的不幸故事，唐赵元一撰《奉天录》卷一载：“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皇帝再克京师，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瑶池新咏》中记载着李季兰的诗作是《陷贼后寄故夫》：“日日青山上，何曾见故夫。古诗浑漫语，教妾采蘼芜。鼙鼓喧城下，旌旗拂座隅。苍黄未得死，不是惜微躯。”可以断定作于身陷长安期间。诗首两句说她每天登山远望，都见不到故夫的身影。再借古诗说“上山采蘼芜，下山遇故夫”之意，说自己照着办了，何曾有机会与故夫相见，古诗似乎骗了自己。新的文献的发现使我们对史书记载产生不同的解释，敦煌文献是我们对20世纪所能看到文献的一个重大突破。
　　唐诗的文本变动问题现代西方学者特别倡导写本文化和文本的变动问题，举两个例子：比如贺知章的两首《晓发》，其一云：“故乡杳无际，江皋闻曙钟。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其二云：“江皋闻曙钟，轻栧理还舼。海潮夜约约，川露晨溶溶。如见沙上鸟，犹霾云外峰。故乡眇无际，明发懐朋从。”其一四句均见于其二，但排列不同，构成了新的诗境。还有这首：“野人不相识，偶坐为林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钱。回瞻林下路，已在翠微间。时见云林外，青峰一点圆。”以前四句独立成篇者唐代就流传很广。从中可以看出文本在流传过程之中的种种变化，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唐诗的民间书写。
　　唐诗原本是精英阶层书写的内容，李白和杜甫虽然社会地位不同，但他们代表的都是那个时代最高的诗作创作水准。但是诗作是要在民间流传的，那么民间是怎么读诗的？白居易的诗《送刘十九》原诗是这样写的：“绿蚁新焙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能饮一杯无？”但是长沙窑中出土的陶罐上的诗句是这样的：“八月新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这样一改，不仅白居易诗中的风流蕴藉全无，而且几乎沦为商家是广告了，但是改写后印在酒壶上，在民间传播的广度就超乎我们想象了。民间的诗，有部分是学郎诗，即古时候小学生写的用来发牢骚的诗，还有一部分是印在长沙窑上的诗，是一些工匠在操作，而且这种书写行为是随意的。
　　文本流传是现代学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里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日本保存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我们发现一个敦煌藏经洞就兴奋不已，然而在日本，这样的寺庙还有几百个。第二，所谓佛教中的诗歌接受就是诗歌。第三，一首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之中是不断被误传着的，我们在追寻所谓真相的同时，还要看到，文本的误传也是文本流传中出现的必然现象。我们不需要断言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而应该看到文本误传的原因。历史永远都只能还原一部分，对于那些未知的部分，是可以存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