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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当代民俗学界，大陆的钟敬文和台湾的娄子匡是举世公认的泰斗。其实，娄子匡还是我们绍兴人，这很值得我们自豪和骄傲，也使我们深受鼓舞和激励。
　　娄子匡（1914-2005），又名适翁，浙江绍兴县安昌镇人。现当代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俗文学家。据娄子匡自述，他小时候对民间文学并不感兴趣，后来由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时代的玩耍时刻有关系”，因此才发生兴趣，舅父顾仲雍是他的启蒙者和指引者。顾仲雍（1895-1924），名世明，字仲雍，绍兴安昌人。他是鲁迅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时的学生，与孙伏园、秋宗章等同班。顾仲雍后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他有文学天赋，也爱好民间文学，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过他的短篇小说集《昨夜》。可惜顾仲雍过早地被病魔夺去生命。有一新年，童年子匡去拜年，吃过莲子茶，顾仲雍就叫他唱几曲绍兴童谣，并嘱他代为收集绍兴歌谣。又有一年夏天，顾仲雍从北京回乡度假，曾不顾天气炎热，到娄子匡家，说周作人、林兰诸先生都热衷于研究民间文学，《一颗星》 《乡下女客》都是极好的民间歌谣，并要他去收集越歌。只是直到此时，娄子匡“也不知民间文艺是一件什么东西”。顾仲雍回京后，又来信殷殷嘱托他去收集绍兴歌谣，“不论多少都好”，弄得娄子匡“不好意思了，只有无用当有用地代他去收集”。直到1928年上半年，他“看了些关于童话的评论，读到了民间文学的部分，更读了几本故事和歌谣，才觉得从前我的舅父叫我去收集歌谣，是有意义的”。娄子匡的这席话有谦卑的意味，也道出了舅父顾仲雍指引他走上了民间文艺、民俗学研究的道路，并成为卓越的民俗学大家的事实。就在娄子匡在绍兴中学读书期间，他就用心搜集故乡歌谣、故事，编成《绍兴歌谣》 （100曲） 《绍兴故事》 《宁波歌谣》，经民俗学会编审，于1928年8月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印行。从此，娄子匡又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上海文学研究会《文学周刊》等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上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并“一发而不可收”。1931年7月，娄子匡编述的《越歌百曲》作为民间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他的老师赵景深、同乡文友孙席珍都写了序，除了赞扬“娄君是一位热心于民俗学的研究的人”，娄氏“对于采访和调查所下的功夫，所费的力量，精细审慎，有条不紊”，表示“感动”之外，还提出中肯的建议：“搜集的方法，最好是亲自去下功夫，不要假手于他人的不很可靠的现成书本；搜集所得的材料，最好能划出一个大致的范围，以定取舍；编辑时最好把它分类列举，以清眉目，而增兴趣；注解以越详越好，方言俗字以及地方上的特殊人情风俗，最好都不厌求详地加以注释，使读者易于了解融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娄子匡的“苦心孤诣，精益求精，忠实谦怀的治学问的态度”数十年如一日，从而赢得了民间文艺和民俗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敬爱不置”。1932年夏，娄子匡与顾颉刚、周作人、江绍原、钟敬文等同仁在杭州创建了中国民俗学会，主编或编辑出版《民俗周刊》 《民间月刊》 《孟姜女月刊》 《民俗学集镌》等民俗学、民间文艺刊物。此后，他又走南闯北，四处奔波，设法在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建立中国民俗学会的10余个分会。抗日战争爆发后，娄子匡在坚持抗日救亡斗争的同时，在中国民俗学会重庆分会苦心经营编辑发行《风物志》（周刊或集刊），还在民间文艺和民俗学园地里辛勤耕耘，成果迭出。1949年，娄子匡奔赴台湾。他先后应邀参加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举行的第二十二届、二十三届、二十四届国际东方学学术会议，分别宣读了《中国民俗学研究动向》《中国岁时·序》和《中国人精神生活享受》等论文，并荣任该会咨询委员。在台五十余年，娄子匡长期担任台湾“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同时，他在台湾创建了东方文化供应社，为东西方学者提供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丰富研究资料，为东西方学术的文化学术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他还主持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民俗研究所的日常工作，直到2005年以92高龄辞世。
　　娄子匡一生致力于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事业，其所作出的贡献巨大。首先，他从参与组织中国民俗学会、编辑《民俗周刊》开始，到台湾创建东方文化供应社、出任《台湾风物》编委，期间编辑10来种民俗学、民间文艺刊物，在海内外有很大影响。1933年2月，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院教授艾伯华 （W·E-berthard）曾写信给时任《民间月刊》主编的娄子匡，说：“在我们这里，流行着一种见解：以为在中国是没有神话和传说的。现在，从你们的杂志里，和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及杭州民俗学会的出版物中，我们才知道事情不是这样的。……可是，这边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的作品，你们如果见到，一定要发笑，因为在那里面所提出的许多问题，老早被你们这些饱学之士所解答、所证实了。”可见，娄子匡的工作及其成绩也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和好评。
　　其次，娄子匡在搜集、编纂民间文艺、民俗学资料书籍方面成绩卓著，其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很少有与他相提并论的同行。他早期生活的年代是战乱频仍，经济拮据，动荡不安的岁月，而他又担任党务行政方面的工作，势必占去自己大量精力和时间，使得他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并不好，但是，他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和意志，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民国时期就有《绍兴歌谣》 《绍兴故事》 《宁波歌谣》 《越歌百曲》 《神话与传说》等民间文艺作品相继问世。赴台后，娄子匡用较大的精力和时间收集、编纂、影印或出版以往各种民俗学、民间文艺图书资料，创办东方文化供应社，影印或出版民俗丛书、期刊逾千种，如编校了《中山大学民俗丛书》31种，编纂了《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丛书》180种等。《东方文丛》则影印了中国旧期刊50种，《亚洲民俗、社会生活专刊》也出版了上百辑。娄子匡关于这些民俗、民间文艺资料的汇编、出版（影印）工作，不仅使当年发行不多、存世稀少的图书资料得以保存、扩大，而且，由于他做了系统、全面的整理出版工作，因而使海内外广大读者、研究者获得裨益甚大。上世纪60年代，他还与人合作编著了《五十年来的中国俗文学》一书，全面系统地介绍、又客观公允地评价了半个世纪来中国俗文学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展望。这是他对中国俗文学50年的总结，对广大民俗学、民间文艺工作者来说，不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对今后的俗文学运动的发展也有借鉴、启迪的作用。
　　第三，即使在民俗学、民间文艺理论研究方面，娄子匡也是起步早、产品多。早在1931年，他出版了专著《呆子的笑话》。长期以来，我国各种民俗、民间文艺刊物、（报纸）专栏常有娄子匡的作品发表，且涉及的面也较广泛。任举几例，如《谈喇嘛之谣》 《巧女·呆娘故事探讨》 《中国民俗学运动的昨夜和今晨》 《么西族洪水传说》 《迎紫姑》等，并于1949年结集为《龙津集》出版。值得一书的是，娄子匡赴台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民俗学视角维系祖国统一。他在晚年仍致力于考证、研究台湾民俗和大陆民俗的血缘关系。1972年台湾东方书局出版了娄子匡著的《台湾民俗源流》即是代表作，他精辟地分析了民俗的形式、演变特点、台湾民俗形式的产生、发展及其与大陆民俗的血缘关系，强调台湾居俗来自中原地区，从民俗学角度论证了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关系，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企盼。对于故乡绍兴，身居宝岛的娄子匡眷恋不已，晚年多次写信给亲友或有关人士，寄来民俗图书资料，提供台湾学术信息。
　　可以说，娄子匡将他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民俗学、民间文艺事业，在中国俗文学史上竖起一座令后人仰望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