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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学森先生生前在哲学研究方面与我们有过一些学术交往，尽管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我感到他确实是一位视野广阔、思想深邃的科学大家。他的科学实践对我们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迪：一是在科学方向方面，二是在科学方法方面，三是在科学精神方面。
　　就科学方向说，钱老积极倡导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特别倡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实践并发展马克思主义。钱老在旧中国和美国渡过了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时代，他对马克思主义是通过自己的切身感受认识的，而一旦认定，他就坚定不移地走完了一生。科学研究的条件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前者是外在条件，后者是内在条件，外在条件终究要通过内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内在条件的基点是科研活动的尊严性得到维护，在国家的尊严得不到维护的时候，是无从谈及个人尊严的。对于这一点，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科学家都有切肤之痛。到“文革”前中国科学已经紧逼世界前沿，钱老等老一代科学家现身说法阐明了三个成因：第一，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一个报国平台；第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思想境界；第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现在看来，新中国科学界的这个传统还要继承和发扬，不能因为发生过“政治取代科学”的错误就因噎废食。中国科学界至今没有诺贝尔奖得主，该问题要分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科学力量确有一个成长过程，另一方面西方学界的偏见也是相当明显的。1923年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因发现胰岛素获得了诺贝尔奖，而1965年中国科学家合成胰岛素却被排除在外。有人解释说是因为该成果非由个人完成所致，这不是问题的本质。事实上，现代科学已成为大科学，越来越多的成果都与集体劳动密不可分，按照这个逻辑，诺贝尔奖在大部分领域早就应该寿终正寝了。有人说诺贝尔生前没有设定过集体得主，但诺贝尔生前也没有设定过经济学奖。不能以此否定老一代科学家的方向。
　　就科学方法说，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等学者开创了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开放复杂巨系统广泛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这些系统的特点有：对外开放性、规模巨大性、组分异质性、关系非线性、行为动态性、内外不定性。他们认为，不能用处理简单系统或简单巨系统的方法来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唯一有效的只能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这是钱老等中国学者对系统科学的重大贡献，而且他认为这种系统观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继承和发展。在他看来，开放复杂巨系统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研究，也适用于社会研究，所以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和系统工程问题。根据这个思想，他在晚年把自己的研究视野进行了全面拓展，主张用系统工程来处理全局问题。钱老的这种思路，与中国人民大学文理结合、培养通才的办学理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提出的系统科学方法，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自己的科学研究实践中，我运用综合集成方法，统筹兼顾，抓住主要矛盾，有效地解决了一批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密切交织的复杂问题。我曾经指导博士生运用综合集成方法，对中国西北荒漠化治理问题开展研究，紧扣水资源的使用度，提出“内散外敛”组织模式，该生毕业回到西北后，以这个成果直接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以后，面对地壳运动这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问题，我借鉴综合集成方法的思路，为驱散国内外地震学界中弥漫的不可知论阴云，进行了一个哲学论证，论文《关于地震预测预报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获得地震学界广泛好评。
　　就科学精神说，钱老提出的杰出人才培养问题，是牵涉整个教育界科学界乃至全社会的重大问题。一个国家缺乏创新精神是危险的，今年我在纪念新中国科学六十年的文章中，提出了“科学主权”概念，所谓科学主权是指国家在科学研究中能与国际较量的创新能力和足够的自主知识产权。科学主权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科学主权还有高度激发国民自信心的精神效应，所以科学主权是国家主权的基础。杰出人才的培养首先是理想培养，一个只关注物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经济学家舒马赫说过：“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在学校教育中，要把求真和献身精神的培养贯穿始终。其次，社会在舆论导向和资源分配上，要正确处理引进和自主的关系，正确处理文凭和水平的关系，正确处理应用和基础的关系。在目前情况下，要适当向后者倾斜。要建立领导干部对科研竞争活动的退出机制，避免资源被无效垄断。再次，要变革科学评价理念和体系。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其价值在于核心命题的信息量，如果简单以论文数量和文字数量来衡量学术水平，就必然催生大量平庸不堪的“成果”和“人才”。但如果按照质量考核，也会有既得利益人物和集团作梗的问题。以笔者之见，高校不如把日常业绩考核集注于课堂教学。让一个“爱因斯坦”出头，即使让大多数人只当“教书先生”也是值得的，学生的选择和科学共同体的舆论，具有自然淘汰机制。这是以退为进的辩证法。 （作者系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