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精辟地指出:《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这是《红楼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扬弃与超越。书中人物群像性格丰满,活化得更具人情,升华得更谙世事,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性格矛盾冲突中上演了一出情愫婉转、世道沧桑的泣血史诗。
红楼之大,大在宏阔的历史时空叙事背景;红楼之广,广在纵览社会各阶层百态民生的选材铺陈视角;红楼之博,博在收纳中华文化精髓的多元情景展示;红楼之精,精在伏脉千里隐衬对比的工巧结构设置;红楼之伟,伟在刻画出历史巨变节点中思潮激荡、矛盾暗涌,人性在多元情感下挣扎抗争,末世在腐朽衰微的哀乐中走向沦亡的震撼图景。
周汝昌先生曾将阅读《红楼梦》形象地比喻成“游历建章宫”。全书情节曲折,事件冗多,人物关系复杂,笔法幽深晦涩。如同宫阙九重,回廊百转,庭院叠沓,一入其中恰似进入迷宫,千头万绪,难理路径。这是常人初读《红楼梦》的直观感受。这部奇书的确会让人眼花缭乱,但如果细细梳理,不难发现全书设置有其独特的机杼。
按照经典的文学理论,小说创作的中心是人物,情节的发展是为了揭示人物的成长经历与性格嬗变,时空背景的描写叙述是为了创造人物性格生发的特定环境,故事的结局也直指某种性格下人物的命运归宿,创作的主旨必然归结于对人性的历史性、社会性反思。反过来说,人物的经历又推动着小说的发展,人物间的关系构筑了小说的逻辑结构。所以,人物实乃一部小说的重中之重,而人物的核心特质又根植于人物性格。一部小说就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想要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把握《红楼梦》,就必须对书中人物性格塑造的一般架构进行研究。
(二)
《红楼梦》全书人物性格的架构是“正邪两赋”。这个观点源自小说第二回贾雨村点评贾宝玉、王熙凤等人的言论:凡由“正邪两赋”而来者“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正邪两赋”从全书开头就奠定了人物内在性格的总基调。
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呈现,逃脱了单一线性的、立场化的、非此即彼的窠臼,展示出矛盾冲突的、人情化的、亦正亦邪的多元精神下的情感格局。正是这种“正邪两赋”的二元性格架构,规制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揭露出主人公内心的发展历程,昭示着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承担着全书叙事的支撑作用,在书中扮演着逻辑起点和行文反思的角色。
在“正邪两赋”的性格设计下,人物展现出“正”“邪”两种精神的背离倾向,这亦是社会历史环境中两种意识反映的自我矛盾与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下,人物性格的离心作用释放了巨大的艺术张力。这种二元格局的张力直接左右着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凝聚了潜在的人物性格能量,形成对人性、对社会、对宇宙的深刻反思与广泛批判,完成了全书艺术性的升华。
《红楼梦》两百多年来的魅力源泉在于“正邪两赋”的人物性格架构。它使人物形象鲜明,使行文结构完整,使情节发展曲折,使主旨立意深远。
(三)
依据红学研究主流观点“两条主线论”,《红楼梦》全书的主要结构脉络有两条:一是末世中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衰败过程,二是贾宝玉恋爱婚姻的悲剧。第一条线索暗伏“家亡”的悲剧结局,以王熙凤为叙事主人公;第二条线索暗伏“人散”的悲剧结局,以贾宝玉为叙事主人公。王、贾二人构成全书叙事的核心,其经历、性格发展是《红楼梦》行文的基石。
剖析王、贾的性格和命运轨迹,二人均在“正邪两赋”的二元性格架构下迈向悲剧结局。“正邪两赋”同时也反映着末世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异化的社会思潮,给人以反思。
王熙凤,世界文学史上性格极其鲜明、个性极其突出、形象极具魔力的女性角色,以她为中心的叙事占据了全书的半壁江山。
解剖凤姐为人,也印证了《红楼梦》第五回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风姐性格中有绚烂多彩“正”的一面,集中体现为她高超的组织管理、治家能力和熟谙人情世故、精于筹划的本领。“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诚如秦可卿所言,王熙凤是脂粉堆里的英雄豪杰,几个男人都比不上她,从小就杀伐决断。她协理宁国府丧事,号令分明,恩威并施,理清权责,把近千口的大户人家整顿得井井有条,上下无不贴服;她掌管荣国府管家事务,精明盘算,运筹帷幄,也称得上是颇有秩序;可贵的是她做人,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情景下怎样处事,了然于心。她尽力讨好贾母,愚骗王夫人,漠视邢夫人,关照贾宝玉,监视贾琏,拉拢众位姑娘小姐,打压赵姨娘母子,无不体现出高超的处事手段,可谓人情练达。
当然,王熙凤“邪”的一面也是暗若深渊。因为贾瑞调戏她,竞置其于死地,毫不留情;弄权铁槛寺,大赚人命钱财;为争风吃醋,逼死尤二姐;挪用公款以权谋私,大放高利贷,从内部腐蚀贾府,大搞腐败;为人放荡不羁,和侄子贾蓉打情骂俏,毫不检点……凤姐的“正”、凤姐的才能,使她担任贾府大管家,将她推向权力巅峰;凤姐的“邪”,凤姐的欲望,使她弄权贪敛,蛮横无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凤姐的悲剧,正是在“正”与“邪”的双重性格架构下得以生发。贾府行将败落,没人能重振家业挽救危局,凤姐是有心无力。她有才能,却因为恶行败露众叛亲离,无人信任,因而茕茕孑立,孤独残生,“哭向金陵事更哀”。凤姐的悲剧,也正是贾府沦亡的悲剧。有才能的当权者,以权谋财,从内部腐蚀权力根基,中饱私囊,是在为自己掘墓。性格中的“正”带来的荣耀却又是诱发性格中“邪”的原始因素,越是掌控权力越是挖墙脚,最后沦落得“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悲惨下场,家破人亡!
牵着“人散”这一条主线的贾宝玉,“正邪两赋”的性格因素就更为明显。贾宝玉之“正”,“正”在仪表风流,内秀外洁,文采斐然,更在于他感情专一,大胆追求自由不羁的人生价值;贾宝玉之“邪”,“邪”在他不务正业,拈花惹草,整日在“内闱厮混”,因此他拥有极具女性化倾向的特异人格。这种“正邪两赋”的性格,给予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巨大的演进张力,使他在性格的分裂与抗争中产生出独特的性情——“痴”。用《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子的话来为“痴”做注脚,那就是“意淫”,即精神世界的极度丰富、内心情感泛滥与审美女性化这三种情愫的结合。
《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第五回回后总评,总结的很到位:“将一部(书)全盘点出几个(人物),以陪衬宝玉,使宝玉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亦非突如其来。”说宝玉痴,痴在看见龄官在地上画“蔷”字,突然天降大雨,却看得痴迷,只管叫她去避雨,自己仍然呆站在那里;痴在丫鬟们打翻了茶杯把水倒在他手上,他却反问有没有烫到其他人;痴在每次与林黛玉怄气斗嘴后,都会说一通呆话“剃头做和尚”“死后化成青烟”……正是这种痴,让宝玉安睡在温柔富贵乡的怀抱中,整日寻寻觅觅,细嗅着妙龄女子的馨香,和她们玩耍嬉闹;徜徉在繁华锦簇之地,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闲人。所以,贾宝玉不会也不可能洞察家族危机四伏、趋于沦亡的危险,更不能去主动筹划未来人生发展之路。因为他的性格和见地决定了他只能是末世家族的寄生虫。贾宝玉无法彻底摆脱他性格中依赖的一面。
然而,也正是在“正邪两赋”人物二元性格作用下的“痴”,又给予他反抗力量。贾宝玉对爱情痴迷、专一,他反对封建礼教下的“金玉良姻”,向往心心相印、感情至深的“木石前盟”。他和林黛玉精神上契合,心灵上融合。贾宝玉痴于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他耻于功名利禄,嘲笑士人举子,因为在他眼中荣华富贵都是荒诞虚假的,只有情,只有痴于纯真爱情的精神,才是没有污垢的,才是人性本真的,才是圣洁的。
著名红学家王昆仑先生在其代表作《红楼梦人物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贾宝玉是依靠直觉生活的,他从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贾宝玉的人生、恋爱悲剧也肇始于此。封建势力的强大反扑,拆散了“木石前盟”的美好恋情,作为家族的傀儡,宝玉只得顺从与薛宝钗完婚。但其性情中的“痴情”,使他对林黛玉念念不忘,在内心中形成了对世俗正统力量的强力排斥,即便苟活下去,也注定不会幸福。然而反动势力剿灭新兴自由思潮时,自身亦走向沦亡末路。当贾府被抄、家亡人散后,宝玉内心的反抗其实已经崩溃———诚然,反抗的对象已经毁灭了!于是那片痴情就再无羁绊地泛滥下去,而它虚无缥缈永远不能成真,人生价值自然坠入虚无之境,宝玉也就走上了幻灭之路——出家。
(四)
《红楼梦》中其他主要人物,其性格无不带有“正邪两赋”的因素。这种二元架构下的人物性格,及其汇聚成的人物群像,合力演奏了一曲人生悲剧、女性悲剧、家族悲剧的沉痛挽歌。
林黛玉,颇有才情却自视孤傲,情感专一却嫉妒心强,为人清高却未谙世情,她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她以其性格中“正”与“邪”的张力赢得了宝玉的心。宝玉对其性格中的“正”有更多的欣赏,亦能包容其“邪”。然而在贾府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当权派中,却更加在乎她反正统、反权威的“邪”的一面,她们将这种“邪”放大,认为是不检点,再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黛玉最终被当权者舍弃,焚诗泣亡!她得到了宝玉的心,却没有得到宝玉的人。
薛宝钗,端庄秀丽却正统迂阔,待人谦和却内藏城府,精于世故却疏于情感。她的性格张力,多是迎合了封建家庭大家闺秀的标准,她的行为也多是在贾宝玉的外围下功夫,博得了以王夫人为首的贾府上下的一致好评——她深知恋爱自由在宝玉,而婚姻的决定权却在当权派。纵使宝玉和宝钗相处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但究其本质,宝钗的优雅气质可以使宝玉暂时迷恋,却不能像林黛玉一样与贾宝玉有思想上的契合。宝玉和宝钗是貌合神离。宝钗的悲剧在于恋爱与婚姻的背驰导致婚姻的幻灭,没有爱情的婚姻终是“水中月、镜中花”,她得到了宝玉的人,却没有得到宝玉的心。
探春,“才自精明智自高”,却又“生于末世运偏消”,远嫁他乡,待到家亡人散,也只能冷眼旁观,无力回天。湘云胸怀阔大,为人直爽,却又善良幼稚,不谙人事,其命运终不能自己做主,却被他人安排。妙玉“相貌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却又“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一心修禅,自命不凡,孤僻至极,但也难了尘缘,欲罢不能,深陷情网。迎春“金闺花柳质”却又天性懦弱,误嫁“中山狼”,被虐待至死。惜春“绣户侯门女”,却厌弃人生,终究不能战胜自我,遁入空门。李纨“洁身自好”却又“青春丧偶”,孀居终老一生,“也只是虚名儿留与后人钦敬”。秦可卿天姿美艳,却又擅弄风情,下场是东窗事发,自缢天香楼……《石头记》甲戌本卷首凡例之末附有一首七律,诗曰:“字字看来皆是血”,一部《红楼梦》实在是“花落水流红”的人性哀乐!
袭人,“温柔和顺”“似桂如兰”却又怀揣私心,暗藏心眼,最后也没有遂了心愿而出府他嫁。晴雯“风流灵巧”,为人正派刚烈却又口不遮言,以势压人,终至恶人先告状,屈死家中。平儿,体贴贤惠却又屈从统治,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依附于统治势力最终一起毁灭。紫鹃,忠心为主却又心地简单,目睹宝黛悲剧,自觉人生无路,归于幻灭……《红楼梦》是一部女性悲剧,女性人物在她们性格的二元冲突中走向悲剧结局,她们内在性格的张力又与末世的时空环境形成更加宽广、更加宏阔、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历史演进的悲剧张力,最终在多元作用下唱响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绝世悲歌!
(五)
进一步剖析《红楼梦》人物二元性格形成的根源和由此产生的悲剧根源,其实是根植于一个历史背景——末世。简单的双重人物性格诚然可能给人带来些苦恼,但不至于让人走向毁灭。然而处于末世的人物,其性格必然被时代卷挟,你想跳出末世腐朽衰败的苦海免于沦亡,社会力量会联合起来打击你,你顺从社会,结果也只能是和它一起毁灭。在内因作用下的二元性格张力,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会和时代产生新的更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性格对立的两方面越发活跃。加之以外部敏感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其性格向二元中的一端倾斜,因为此时二元性格结构的两端已被社会环境所激活,小小的改变就会导致平衡被打破。此时,人物的命运要么是被无情地甩出时代,要么是被时代牢牢锁住与其一起沦亡!正是这个“末世”的时代大背景,更容易滋生和放大二元性格的悲剧因素。
《红楼梦》所展示的“正邪两赋”即人物二元性格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现实问题。这是对中国国民性尖锐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国民性五千年来突出的特点,是潜在“正邪两赋”下的、大规模的集体无意识。多数中国人是习惯于传统的,有极大的传统惰性,他们不会去考量传统的理性价值,只知道遵守传统以求相安无事,恰如《红楼梦》中的贾政、王夫人、贾母、薛宝钗、贾元春、李纨、袭人等。这类人不会反抗社会,他们是传统的奴隶,也是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其命运必然随时代的沦亡而毁灭。中国人还有一类是会反抗的,但这种反抗只是自发的、直觉的,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贾宝玉、林黛玉、芳官、晴雯、鸳鸯、尤三姐等。这类人的独立人格有一定程度上的觉醒,但是他们的抗争乃是证明自我存在的抗争,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抗争。他们抗争的目的是反抗压迫,然而他们没有将抗争与时代联系起来。这是时代的悲哀,因为他们也是从时代的无意识中走出来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没有条件给他们抗击时代的力量,所以他们的结局要么是香消玉殒,要么是归于幻灭。
我们赞美反抗者,他们的反抗演绎了人性的尊严,他们的悲剧结局让我们对时代加以拷问。独立人格的形成何以可能?历史周期律魔魇之跳出何以可能?个性品质与时代环境的相融自洽何以可能?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之迈进何以可能?个人该如何在大历史、大社会的复杂环境中自处?人与社会、与自然、与宇宙又是何种关系?
“红楼”梦未完,“正邪两赋”对人性的丈量亦在继续,带给我们的思考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