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中精辟地指出：《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这是《红楼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扬弃与超越。书中人物群像性格丰满，活化得更具人情，升华得更谙世事，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性格矛盾冲突中上演了一出情愫婉转、世道沧桑的泣血史诗。
红楼之大，大在宏阔的历史时空叙事背景；红楼之广，广在纵览社会各阶层百态民生的选材铺陈视角；红楼之博，博在收纳中华文化精髓的多元情景展示；红楼之精，精在伏脉千里隐衬对比的工巧结构设置；红楼之伟，伟在刻画出历史巨变节点中思潮激荡、矛盾暗涌，人性在多元情感下挣扎抗争，末世在腐朽衰微的哀乐中走向沦亡的震撼图景。
周汝昌先生曾将阅读《红楼梦》形象地比喻成“游历建章宫”。全书情节曲折，事件冗多，人物关系复杂，笔法幽深晦涩。如同宫阙九重，回廊百转，庭院叠沓，一入其中恰似进入迷宫，千头万绪，难理路径。这是常人初读《红楼梦》的直观感受。这部奇书的确会让人眼花缭乱，但如果细细梳理，不难发现全书设置有其独特的机杼。
按照经典的文学理论，小说创作的中心是人物，情节的发展是为了揭示人物的成长经历与性格嬗变，时空背景的描写叙述是为了创造人物性格生发的特定环境，故事的结局也直指某种性格下人物的命运归宿，创作的主旨必然归结于对人性的历史性、社会性反思。反过来说，人物的经历又推动着小说的发展，人物间的关系构筑了小说的逻辑结构。所以，人物实乃一部小说的重中之重，而人物的核心特质又根植于人物性格。一部小说就是人物性格的发展史。想要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把握《红楼梦》，就必须对书中人物性格塑造的一般架构进行研究。
（二）
《红楼梦》全书人物性格的架构是“正邪两赋”。这个观点源自小说第二回贾雨村点评贾宝玉、王熙凤等人的言论：凡由“正邪两赋”而来者“置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正邪两赋”从全书开头就奠定了人物内在性格的总基调。
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呈现，逃脱了单一线性的、立场化的、非此即彼的窠臼，展示出矛盾冲突的、人情化的、亦正亦邪的多元精神下的情感格局。正是这种“正邪两赋”的二元性格架构，规制了主人公的人生轨迹，揭露出主人公内心的发展历程，昭示着主人公的悲剧结局，承担着全书叙事的支撑作用，在书中扮演着逻辑起点和行文反思的角色。
在“正邪两赋”的性格设计下，人物展现出“正”“邪”两种精神的背离倾向，这亦是社会历史环境中两种意识反映的自我矛盾与冲突。正是在这种冲突下，人物性格的离心作用释放了巨大的艺术张力。这种二元格局的张力直接左右着人物命运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从而凝聚了潜在的人物性格能量，形成对人性、对社会、对宇宙的深刻反思与广泛批判，完成了全书艺术性的升华。
《红楼梦》两百多年来的魅力源泉在于“正邪两赋”的人物性格架构。它使人物形象鲜明，使行文结构完整，使情节发展曲折，使主旨立意深远。
（三）
依据红学研究主流观点“两条主线论”，《红楼梦》全书的主要结构脉络有两条：一是末世中四大家族尤其是贾府的衰败过程，二是贾宝玉恋爱婚姻的悲剧。第一条线索暗伏“家亡”的悲剧结局，以王熙凤为叙事主人公；第二条线索暗伏“人散”的悲剧结局，以贾宝玉为叙事主人公。王、贾二人构成全书叙事的核心，其经历、性格发展是《红楼梦》行文的基石。
剖析王、贾的性格和命运轨迹，二人均在“正邪两赋”的二元性格架构下迈向悲剧结局。“正邪两赋”同时也反映着末世的历史环境和种种异化的社会思潮，给人以反思。
王熙凤，世界文学史上性格极其鲜明、个性极其突出、形象极具魔力的女性角色，以她为中心的叙事占据了全书的半壁江山。
解剖凤姐为人，也印证了《红楼梦》第五回的判词“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风姐性格中有绚烂多彩“正”的一面，集中体现为她高超的组织管理、治家能力和熟谙人情世故、精于筹划的本领。“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诚如秦可卿所言，王熙凤是脂粉堆里的英雄豪杰，几个男人都比不上她，从小就杀伐决断。她协理宁国府丧事，号令分明，恩威并施，理清权责，把近千口的大户人家整顿得井井有条，上下无不贴服；她掌管荣国府管家事务，精明盘算，运筹帷幄，也称得上是颇有秩序；可贵的是她做人，什么场合说什么话，什么情景下怎样处事，了然于心。她尽力讨好贾母，愚骗王夫人，漠视邢夫人，关照贾宝玉，监视贾琏，拉拢众位姑娘小姐，打压赵姨娘母子，无不体现出高超的处事手段，可谓人情练达。
当然，王熙凤“邪”的一面也是暗若深渊。因为贾瑞调戏她，竞置其于死地，毫不留情；弄权铁槛寺，大赚人命钱财；为争风吃醋，逼死尤二姐；挪用公款以权谋私，大放高利贷，从内部腐蚀贾府，大搞腐败；为人放荡不羁，和侄子贾蓉打情骂俏，毫不检点……凤姐的“正”、凤姐的才能，使她担任贾府大管家，将她推向权力巅峰；凤姐的“邪”，凤姐的欲望，使她弄权贪敛，蛮横无耻，最终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
凤姐的悲剧，正是在“正”与“邪”的双重性格架构下得以生发。贾府行将败落，没人能重振家业挽救危局，凤姐是有心无力。她有才能，却因为恶行败露众叛亲离，无人信任，因而茕茕孑立，孤独残生，“哭向金陵事更哀”。凤姐的悲剧，也正是贾府沦亡的悲剧。有才能的当权者，以权谋财，从内部腐蚀权力根基，中饱私囊，是在为自己掘墓。性格中的“正”带来的荣耀却又是诱发性格中“邪”的原始因素，越是掌控权力越是挖墙脚，最后沦落得“忽喇喇似大厦倾”的悲惨下场，家破人亡！
牵着“人散”这一条主线的贾宝玉，“正邪两赋”的性格因素就更为明显。贾宝玉之“正”，“正”在仪表风流，内秀外洁，文采斐然，更在于他感情专一，大胆追求自由不羁的人生价值；贾宝玉之“邪”，“邪”在他不务正业，拈花惹草，整日在“内闱厮混”，因此他拥有极具女性化倾向的特异人格。这种“正邪两赋”的性格，给予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巨大的演进张力，使他在性格的分裂与抗争中产生出独特的性情——“痴”。用《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子的话来为“痴”做注脚，那就是“意淫”，即精神世界的极度丰富、内心情感泛滥与审美女性化这三种情愫的结合。
《石头记》戚蓼生序本第五回回后总评，总结的很到位：“将一部（书）全盘点出几个（人物），以陪衬宝玉，使宝玉从此倍偏，倍痴，倍聪明，倍潇洒，亦非突如其来。”说宝玉痴，痴在看见龄官在地上画“蔷”字，突然天降大雨，却看得痴迷，只管叫她去避雨，自己仍然呆站在那里；痴在丫鬟们打翻了茶杯把水倒在他手上，他却反问有没有烫到其他人；痴在每次与林黛玉怄气斗嘴后，都会说一通呆话“剃头做和尚”“死后化成青烟”……正是这种痴，让宝玉安睡在温柔富贵乡的怀抱中，整日寻寻觅觅，细嗅着妙龄女子的馨香，和她们玩耍嬉闹；徜徉在繁华锦簇之地，做一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富贵闲人。所以，贾宝玉不会也不可能洞察家族危机四伏、趋于沦亡的危险，更不能去主动筹划未来人生发展之路。因为他的性格和见地决定了他只能是末世家族的寄生虫。贾宝玉无法彻底摆脱他性格中依赖的一面。
然而，也正是在“正邪两赋”人物二元性格作用下的“痴”，又给予他反抗力量。贾宝玉对爱情痴迷、专一，他反对封建礼教下的“金玉良姻”，向往心心相印、感情至深的“木石前盟”。他和林黛玉精神上契合，心灵上融合。贾宝玉痴于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他耻于功名利禄，嘲笑士人举子，因为在他眼中荣华富贵都是荒诞虚假的，只有情，只有痴于纯真爱情的精神，才是没有污垢的，才是人性本真的，才是圣洁的。
著名红学家王昆仑先生在其代表作《红楼梦人物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贾宝玉是依靠直觉生活的，他从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贾宝玉的人生、恋爱悲剧也肇始于此。封建势力的强大反扑，拆散了“木石前盟”的美好恋情，作为家族的傀儡，宝玉只得顺从与薛宝钗完婚。但其性情中的“痴情”，使他对林黛玉念念不忘，在内心中形成了对世俗正统力量的强力排斥，即便苟活下去，也注定不会幸福。然而反动势力剿灭新兴自由思潮时，自身亦走向沦亡末路。当贾府被抄、家亡人散后，宝玉内心的反抗其实已经崩溃———诚然，反抗的对象已经毁灭了！于是那片痴情就再无羁绊地泛滥下去，而它虚无缥缈永远不能成真，人生价值自然坠入虚无之境，宝玉也就走上了幻灭之路——出家。
（四）
《红楼梦》中其他主要人物，其性格无不带有“正邪两赋”的因素。这种二元架构下的人物性格，及其汇聚成的人物群像，合力演奏了一曲人生悲剧、女性悲剧、家族悲剧的沉痛挽歌。
林黛玉，颇有才情却自视孤傲，情感专一却嫉妒心强，为人清高却未谙世情，她的悲剧令人扼腕叹息。她以其性格中“正”与“邪”的张力赢得了宝玉的心。宝玉对其性格中的“正”有更多的欣赏，亦能包容其“邪”。然而在贾府以王夫人为代表的当权派中，却更加在乎她反正统、反权威的“邪”的一面，她们将这种“邪”放大，认为是不检点，再加之其他因素的影响，黛玉最终被当权者舍弃，焚诗泣亡！她得到了宝玉的心，却没有得到宝玉的人。
薛宝钗，端庄秀丽却正统迂阔，待人谦和却内藏城府，精于世故却疏于情感。她的性格张力，多是迎合了封建家庭大家闺秀的标准，她的行为也多是在贾宝玉的外围下功夫，博得了以王夫人为首的贾府上下的一致好评——她深知恋爱自由在宝玉，而婚姻的决定权却在当权派。纵使宝玉和宝钗相处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但究其本质，宝钗的优雅气质可以使宝玉暂时迷恋，却不能像林黛玉一样与贾宝玉有思想上的契合。宝玉和宝钗是貌合神离。宝钗的悲剧在于恋爱与婚姻的背驰导致婚姻的幻灭，没有爱情的婚姻终是“水中月、镜中花”，她得到了宝玉的人，却没有得到宝玉的心。
探春，“才自精明智自高”，却又“生于末世运偏消”，远嫁他乡，待到家亡人散，也只能冷眼旁观，无力回天。湘云胸怀阔大，为人直爽，却又善良幼稚，不谙人事，其命运终不能自己做主，却被他人安排。妙玉“相貌美如兰，才华馥比仙”却又“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一心修禅，自命不凡，孤僻至极，但也难了尘缘，欲罢不能，深陷情网。迎春“金闺花柳质”却又天性懦弱，误嫁“中山狼”，被虐待至死。惜春“绣户侯门女”，却厌弃人生，终究不能战胜自我，遁入空门。李纨“洁身自好”却又“青春丧偶”，孀居终老一生，“也只是虚名儿留与后人钦敬”。秦可卿天姿美艳，却又擅弄风情，下场是东窗事发，自缢天香楼……《石头记》甲戌本卷首凡例之末附有一首七律，诗曰：“字字看来皆是血”，一部《红楼梦》实在是“花落水流红”的人性哀乐！
袭人，“温柔和顺”“似桂如兰”却又怀揣私心，暗藏心眼，最后也没有遂了心愿而出府他嫁。晴雯“风流灵巧”，为人正派刚烈却又口不遮言，以势压人，终至恶人先告状，屈死家中。平儿，体贴贤惠却又屈从统治，在夹缝中艰难生存，依附于统治势力最终一起毁灭。紫鹃，忠心为主却又心地简单，目睹宝黛悲剧，自觉人生无路，归于幻灭……《红楼梦》是一部女性悲剧，女性人物在她们性格的二元冲突中走向悲剧结局，她们内在性格的张力又与末世的时空环境形成更加宽广、更加宏阔、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历史演进的悲剧张力，最终在多元作用下唱响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绝世悲歌！
（五）
进一步剖析《红楼梦》人物二元性格形成的根源和由此产生的悲剧根源，其实是根植于一个历史背景——末世。简单的双重人物性格诚然可能给人带来些苦恼，但不至于让人走向毁灭。然而处于末世的人物，其性格必然被时代卷挟，你想跳出末世腐朽衰败的苦海免于沦亡，社会力量会联合起来打击你，你顺从社会，结果也只能是和它一起毁灭。在内因作用下的二元性格张力，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会和时代产生新的更强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使性格对立的两方面越发活跃。加之以外部敏感因素的变化，会导致其性格向二元中的一端倾斜，因为此时二元性格结构的两端已被社会环境所激活，小小的改变就会导致平衡被打破。此时，人物的命运要么是被无情地甩出时代，要么是被时代牢牢锁住与其一起沦亡！正是这个“末世”的时代大背景，更容易滋生和放大二元性格的悲剧因素。
《红楼梦》所展示的“正邪两赋”即人物二元性格发展与时代的关系，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现实问题。这是对中国国民性尖锐的反思与批判。中国国民性五千年来突出的特点，是潜在“正邪两赋”下的、大规模的集体无意识。多数中国人是习惯于传统的，有极大的传统惰性，他们不会去考量传统的理性价值，只知道遵守传统以求相安无事，恰如《红楼梦》中的贾政、王夫人、贾母、薛宝钗、贾元春、李纨、袭人等。这类人不会反抗社会，他们是传统的奴隶，也是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其命运必然随时代的沦亡而毁灭。中国人还有一类是会反抗的，但这种反抗只是自发的、直觉的，和传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贾宝玉、林黛玉、芳官、晴雯、鸳鸯、尤三姐等。这类人的独立人格有一定程度上的觉醒，但是他们的抗争乃是证明自我存在的抗争，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抗争。他们抗争的目的是反抗压迫，然而他们没有将抗争与时代联系起来。这是时代的悲哀，因为他们也是从时代的无意识中走出来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也没有条件给他们抗击时代的力量，所以他们的结局要么是香消玉殒，要么是归于幻灭。
我们赞美反抗者，他们的反抗演绎了人性的尊严，他们的悲剧结局让我们对时代加以拷问。独立人格的形成何以可能？历史周期律魔魇之跳出何以可能？个性品质与时代环境的相融自洽何以可能？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之迈进何以可能？个人该如何在大历史、大社会的复杂环境中自处？人与社会、与自然、与宇宙又是何种关系？
“红楼”梦未完，“正邪两赋”对人性的丈量亦在继续，带给我们的思考绵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