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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多弼教授在北大蔡元培学术讲座上演讲 汤继强 摄


　　自从四十年前开始从事汉学研究，我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特别感兴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都着眼于文化，因为他们认为文化改革是社会改良的主要手段。一方面，他们重估中国文化传统, 另一 方面，他们研究西学、西方文化。他们具有一种深深的危机意识，认为中国从鸦片战争后就面临崩溃的危险。因此，他们认为救国是最迫切的 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
　　如果要救国，就必须开个药方。开药方，首先需要诊断病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抵抗外来的威胁是因为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药方是打倒孔家店，引进西学，以现代化为手段创造一个富强的中国。
　　由此可见，按照五四的思想，传统文化的牺牲是救国的代价。我认为五四的激进知识分子觉得不得不开这个药方也给了他们自己很多痛苦。这种痛苦经常表现在五四的思想上，也表现在中国早期的新文学上。鲁迅的作品也许是最 明确的例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所反映的危机意识是把西方当作对中国的威胁。因此，并不奇怪五四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起来。什么是中国的，就不是西方的；什么是西方的就不是中国的。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被描写为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人已经开始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文化感兴趣。儒家、道家、佛学都很热门。这种反思，这种回归传统的趋势是不是反映中国最近几十年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是不是中国人已经摆脱了鸦片战争的情结，认 为为了救国就必须牺牲中国文化传统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呢？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我自己的一些价值判断。五四对传统的批判，可以说太过分了一点。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难否认清末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真的已经僵化了，过时了。教育、科举制度、父权和大家庭的压迫，以及缠脚等的确限制着人的自由发展。但是也应看到，儒家传统以及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是多元化的，对儒家 的经典著作有非常多不同的诠释和理解，虽然，作为官方思想的儒家跟经典著作原意相比，确 实经常是一种被歪曲的儒家思想。
　　换言之，五四的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具体现象，是很值得批判的，但是把批判扩大到一个全盘的否定，就实在是过头了。
　　五四时期，主张抛弃传统文化的人也主张吸取西学和西方文化，尤其是一些跟现代化和现代意识有关系的价值和制度，比如民主、法 治、自由、人权等。这种启蒙思想我觉得很值得吸取。最不可取的态度，就是绝对选择的提法。 没有必要全盘西化和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 也没有必要回归传统而全盘否定西方文化。
　　今日世界的一个特点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照、借鉴全人类的各种文化遗产。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各种传 统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天的经济权利。最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和扩展，是和欧洲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有关系的。同样，中国文化当前和未来的扩展和吸引力，跟中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也有关系。
　　在这种全球化的情况下，在中国和在西方很多人可以自己去分享不同文化遗产的财富。这个选择大概比百货商店的选择重要得多。在面临这个选择的时候，看来很多的中国人走上了回归中国传统的道路。
　　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我认为，回归传统的趋势跟鸦片战争的情结和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发展有关系。实际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几十年很 快就西方化了，全球化了。但是也许因为很多中 国人自信心越来越强，所以他们也为自己人的 文化遗产更感到骄傲。不过在我看来，今天中国 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在中国有很多人觉得改革开放留下了一个精神上的空白，所以人们就开始回到传统。 精神上的空白大概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不过用什么来填补这个空白当然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和应该决定的事情，回归传统只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二、为中国现代化作出贡献的西化导致了一种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好像有很多中国人觉得，一个中国人应该用自己的文化传统来界定他是谁。如果否定自己的传统，他们以为就否定了自己本来的身份。这种观点往往基于很深厚的感情。可以说，说汉语的中国人大概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文化。
　　下面谈一谈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和角色。
　　我觉得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瑞典介绍中国文化。因此，我经常考虑中国文化在未来世界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
　　我的出发点是中国文化遗产是一个宝库， 而我应该为打开这个宝库而努力。这就是说，不管这个宝库具体有什么东西，都应该把它打开， 把内容提供给感兴趣的人，这样全人类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但是，我们也可以提一个我们很难做出判断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传统有什么东西在我们未来社会里会成为全人类文化的 特别重要的、尤为宝贵的组成部分。不用说，作为瑞典人，我探讨这个问题时摆脱不了自己的 文化背景。那么，经过我的思考，我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三个方面会在未来世界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影响。
　　第一是中国传统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自从先秦时代起，一种世界性和普遍性就贯穿中国思想。“天下”、“天命”、“天子”这几个在中国 传统中占中心地位的概念都具有普遍性：天下无所不包。天下的人都基本上一样———性相近而习相远也。儒家的思想并不限于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相反，它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而且，不管一个人出生在哪儿，都可以成为圣人， 正如孟子对舜的描述“东夷之人也”，“发于畎亩 之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渐抛弃了天下的 概念。中国成为了国家当中的国家。辛亥革命产生的中华民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多民族国家。
　　19－20世纪是由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国际 体系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神圣的任务，就是保护它的独立和主权。民族国家 第一个支柱，就是本国的文化传统。因此，界定一个国家的文化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就经常导致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忽视人类文化 的普遍性。在中国恐怕也是这样。革命家、改革派、保守人士 ——— 他们大多数都很强调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孔子越来越中国化了。
　　现在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发展。二十年或者 五十年以后的未来世界，毫无疑问是一个更全球化的世界，许多方面是一个更一体化的世界。 而全球化的世界、一体化的世界，也需要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以提供 宝贵的资源。
　　第二是对差异的尊重。未来一体化的世界需要跨文化、具有普遍性的思想 。但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不应体现为一种不允许差异、不允许多元化的正统，思想的普遍性不应成为霸权主义。相反，我们需要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多元化，需要对差异的尊重。
　　中国历史上，很明显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在当权者的手里经常是一种维持正统，压制反对者的工具。很长时间，这是儒家思想扮演的一个角色。
　　但是，中国文化遗产也包含尊重差异的思潮。连儒家传统里面也有这种开放、宽容的态度。孔子的名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为一例。道家这一方面提供的资源更加丰富，如庄子《庄子·外篇·至乐》中就有表现出对差异尊重的故事。
　　第三是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审美感。中国的诗歌和绘画早就开始在全世界发挥影响。我深信中国的唐诗和宋词、山水画、书法等在未来世 界会继续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和欣赏。
　　中国诗歌的内容非常丰富。要避免用一些抽象的概念来总结这个传统的特点或者本质。另一方面，难以否认的是，我看中国古代诗歌的时候，经常感觉这些诗歌对于人和自然就表现了一种有中国味道的审美感。古代的诗人，和画家一样，经常把一个小的人放在大自然中。这个人跟自然就组成一个有机的，也可以说是和谐 的整体。
　　美籍华人汉学家刘若愚（ James J. Y. Liu 1926-86）谈中国诗歌中的人和自然的时候，就认为中国古诗 “并不表现人与自然的不断斗 争，而是描写前者成为后者的一个部分……人 的生命体应该融入到万物的无穷流动中，生与死理应包含于大自然里出生、成长、衰败、死亡 与重生的永恒轮回之中”。刘若愚教授还用陶渊 明的诗《星影神》表现这一点：“纵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可以说，这是“天人合一”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概念在诗歌上的表现。这种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广泛流传的思想表现了人追求与自然的一体化，向往和谐。
　　我相信在当代和未来世界很多人会认同中国诗歌对人和大自然的描写，会认同这个描写所代表的审美感和向往。
　　未来世界一定将成为一个比今日世界更加一体化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交流将增加，跨文化的论坛将越来越重要。这些似乎是必然的趋势。
　　但是，一体化的世界也会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吗? 我们这里讲的一体化甚至会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吗？谈这个问题我们大概就离开了必然的王国，进入了人类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或者让经济发展控制文化，使得文化越来越单调;或者在全球化的情况下为保持和促进多元化而努力。
　　实际上，全球化给全人类带来更多的选择，包括更多元化的文化。在未来世界，在这么一个包容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未来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一定会继续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和喜爱。同时，在这么一个全球化、一体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首先是世界的公民，然后才是瑞典人或者中国的公民。即使我生在瑞典，我也可以认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己喜欢的东西。同样，一个中国人也完全可以认同所谓“外国的文化”。中国人可以超越全盘西化和回归传统的对立。但是，保护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这恐怕还首先是中国人自己的责任。
　　（本文为罗多弼教授在第十二届蔡元培学 术讲座上的演讲，有删节）
罗多弼（ Torbjoern Loden）
1947年生。瑞典汉学家，瑞典斯德哥尔 摩大学教授，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和考古学 院院士，北欧孔子学院院长。学术兴趣主要 是中国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论1928-1929 年关于普罗文学的论战》（瑞典文，1980 年），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英文翻译 （1988年），《从毛到财神：思想和政治在现 代中国》（瑞典文，1998年）等。1973-1976年 曾在瑞典驻中国大使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