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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三为蒋梦麟

　　北京大学百余年历史上，蒋梦麟先生是长校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0年12月到1945年10月，任职达15年之久，其中8年多是在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任上度过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北大、清华、南开奉教育部之命迁湘，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临大筹委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任秘书主任。
　　在战乱的迁移中将历史不同、风格各异的三个大学合组为一，难度可想而知。但蒋梦麟一如既往“有魄力，有担当”，赶赴长沙，与其他两位常委共当重任，他主要分工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临大组建的各项重要措施和决策等一应校务都是通过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的。从1937年9月16日到1938年2月23日，共召开了57次常委会，几乎每两三天就要开一次。蒋梦麟除因学校西迁昆明之事赴武汉汇报、后又先期到昆明筹措校舍公出外，共参加36次。
　　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亦多次遭日机轰炸。临时大学何去何从，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临大第36次常委会议决：“请蒋梦麟先生与政府接洽以下各项事件：1.本校学生志愿对国防服务者甚众，除分别向各机关介绍外，将来学校至不能维持时，希望政府能将学生全体加以组织，使其能为国家服务，成其志愿。2.女生无家可归者亦请将来加以组织使能为国服务。3.学校在绝对必要时，希望对于交通问题政府能予以帮助（本校学生多数来自平津，疏散较为困难，望政府特予注意）。”常委们对学校前途的忧虑和对青年学生的关爱，以及学校处于紧要关头蒋梦麟所担当的责任，跃然纸上。临大决定西迁昆明之初，因各种原因曾有反对意见，蒋梦麟即赴武汉向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汇报、说服，终获首肯。返校后，他又以临大昆明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先期赴昆，负责新校的筹备工作。
　　1938年2月到达昆明后，蒋梦麟等先遣人员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建新校舍之前，为千余名临大来昆师生解决暂时栖身之所。为此，除先期租到江西旅滇同乡会等几处大的会馆之外，蒋梦麟和张伯苓又联名致函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商借昆华工、农、师范三校部分房舍，并会晤了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云南省教育厅奉龙云条谕发出训令，要求昆华三校“于文到后三日之内，将上述指定房屋腾空，移交临大筹备处借用”。但昆明校舍仍不敷用，蒋梦麟又亲往蒙自考察。3月14日返昆，15日，他即与张伯苓常委召集会议，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迁滇的临时校舍或租或借，在短时间内初步解决，这不仅体现出当地政府及民众对临大师生的深切同情和尽力援助，不能“坐视千百被难远来之同胞同学一任失学失所而不为之”，同时也反映出蒋梦麟的负责精神和办事能力。
　　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主持校务。常委会每周二开会议决校务。1938年10月后，各院、处长列席会议。常委会逐步形成了“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的办事格局。学校安顿下来之后，最令常委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办学经费的局促及后来因物价腾贵而造成师生生活的困苦。蒋梦麟、梅贻琦都曾先后数次赴渝，向当局面陈困难，争取经费补助。在常委会记录中，可看到会上报告蒋梦麟在“在渝向当局商洽本校教职员米贴情形”、“赴渝向教部接洽校务经过情形”、“在渝接洽补助本大学职教员生活费用经过情形。（当局）为昆明物价高涨，特拨给本大学职教员生活补助费贰拾万元，已交由本人（蒋梦麟）带昆”等内容。1938年4月至1942年12月共召开188次常委会，蒋梦麟参加149次。联大缘规而行后，蒋梦麟相继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并着手《西潮》等著作的撰写，诸多的社会活动也占去了他相当的时间和精力。1945年6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0月，他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职务。
　　西南联大是唯一一所与抗战共始终的联合大学。究其原因，除师生们基于爱国、报国的责任感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而敬业求知外，三常委均具谦和宽让的君子之风是重要因素之一。决定筹办临大之初，蒋梦麟就书信于胡适并由其函告其他常委：“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修习教育学，191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杂志社等组织任职。1919年至1926年，他受聘为北大教授、总务长等职，蔡元培校长离校时，就曾数度代理校务，后又相继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任北大校长后，他继承蔡元培校长教育改革事业，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争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延聘名师，开展学术究，购置图书设备，完善校舍建设，将北大推向了中兴。当时，“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之资历论，孟邻先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他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在实际上推请梅月涵先生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三校合作，矛盾难免。当有人主张拆伙时，他反对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面对北大同仁认为本校教授在联大人事任职等方面受到忽视的不满，他态度鲜明：“可弗在此题上起争议”。正如冯友兰《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铭》所述：“文人相
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毛子水、陈雪屏等也认为“这固然是由于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都是谦谦君子，但假如没有先生（指蒋梦麟）那样的‘善与人同’的胸怀，恐怕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好的名誉”，对此“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
　　今年正值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们掬取蒋梦麟校长在西南联大之点滴缀成此文，以志纪念。纪念那段播迁流离的岁月，纪念那种刚毅坚卓的精神，纪念那些勉力敬业的师长前辈，纪念为联大、北大服务多年的常委、老校长蒋梦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