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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常常有这种意想不到的巧事，讲起来那是五六十年前的往事了。
　　一九五七年十月，我奉命从上海印钞厂党委宣传部调到上海作家协会所属的《萌芽》编辑部工作。临走前夕，印钞厂党委书记吕风沙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在新的岗位上好好工作，继续保持印钞战线上的优良传统。他话不多，但我心里明白。因为早在战争年代，我们俩就在一起共事了。
　　我说的“意想不到的巧事”，同这件事有关。彼时，我去巨鹿路675号上海作家协会报到时，接待我的是作家协会的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分管人事工作的芦芒。芦芒同志那时已是很有名望的诗人了，他对我特別亲切热情。那次我们初次相见，并没有多讲话。工作了一段时间，芦芒因经常有诗作在《萌芽》上刊发，我们的接触多了，常常闲聊。
　　有一次我无意中讲到一件往亊。解放前苏中解放区曾经有一位与芦芒的大名相近的艺术家，芦芒好奇地问：“是吗！有这么巧的事？”我继续说：“他姓鲁，叫鲁莽。”芦芒听后并未显出多么好奇的模样，只是问：“你们认识？”我摇摇头说：“不认识，但我见过他的艺术作品。”接着，不管芦芒有没有兴趣，我就自说自话地介绍起来：在苏北盐阜区有个叫三家港的地方，建有一座阵亡将士纪念塔。高高的塔上塑有一匹飞腾的马匹，神态逼真，栩栩如生，参观的人看后无不交口称赞。这就是那位青年艺术家的杰作，据说他那时年仅二十一岁，真是少有的天才啊！我以为芦芒听了一定也会赞扬几句。谁知他淡淡地说：“那是他应尽的责任！”话虽这么说，但他的眼神里显然流露出一种不一般的神态。我忽然意识到，莫非他就是……？我的猜想刚开始，他已经如实“招供”了：他就是当年的鲁莽。
　　从他多少有些激动的叙述中，我第一次知道了他那不平凡的经历。原来他是上海人，早年在上海一家美术学校学过画。一九三八年因向往革命，他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一年以后到皖南投奔了新四军。他不仅喜欢画画，还喜欢雕刻、写诗。“说起来你可能并不知道”，芦芒继读说，“我同你们印钞厂还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呢！”他不紧不慢地道来：原来早在一九四二年，时任盐阜银行行长的骆耕漠同志，为了解决钞票钢版制版的困难，想用木刻制版来代替钢版。于是通过关系先后物色到两位美术家，请他们帮助设计刻制木刻票版。其中一位就是鲁莽。经过他日夜钻研，他不仅完成了制版的设计方案，还刻制了盐阜银行一元和五元面值的票版。
　　这一段并不平凡的经历，我找机会告诉了吕风沙同志。他听到后，兴趣比我还高，说一定要同这位芦芒、当年的鲁莽同志见面。原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渊源。一九四二年，年仅二十二岁吕风沙已在淮南《抗敌报》工作。他聪明好学，常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木刻。由此，组织上把他调到了淮南印钞厂的印制科工作。过去的票版大多用钢版，是通过多种关系从敌占区搞来的。后来敌占区的封越来越严，只得改用木刻制版。淮南厂开创了木刻制版技术的先河，吕风沙在这一点上功劳不小。而当盐阜印钞厂遇到同样困境时，曾经想去淮南印钞厂取经木刻票版的经验。无奈交通阻隔，行动不便，无法借鉴，这才被迫找到了鲁莽他们。
　　了解到一切的这两位同志迫切想要见面，没想到好亊多磨。一九五八年，一向敢说敢为的吕风沙在市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了一些“闹灾荒”的情况，受到了批判，最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到一个工厂劳动。几年后甄别平反，恢复了职务，但不久又跌入了“文革”深渊。再说芦芒，他的后半生同样也曲折离奇，受尽艰辛。一直到“四人帮”垮台，他们两人才分别被“解放”。
　　吕风沙再次想到了芦芒，怎奈一九七九年二月，还不到六十岁的芦芒，在接听一个电话时一时激动，突发脑溢血告别了人世。而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年仅六十四岁的吕风沙也告别了人间。如今，想起这一对无缘相会的战友，我依然唏嘘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