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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于明政府封建统治的中后 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古老的中华大地迎来了有史以来 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接触。大批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 纷至沓来，他们在由中国沿海到内地的传教过程中，将西 方一部分科学、哲学、艺术等内容进行了翻译和传播。对 此，学界和民间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看法认 为，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这批西来传教士与13世纪 的马可·波罗一样，是文明的访寻者，更是“圣洁的布道者” 和“西洋文明的伟大传播者”。而另一种说法则批判他们跟 19世纪的韦廉臣、李提摩太等人一般，是“西方海盗向东方 侵略的先锋军”。其实，评价16世纪末的中西文化交流关 键在于对几个基本问题的厘清：其一，来的是些什么人？其 二，来做了些什么？其三，结果如何？我们只要动态地将这 几个问题串联起来，并加以史实上的还原，就不难做到对 该问题的“平议”。 教士西来16世纪的欧洲处于中世纪的末叶，封建领主体制在政 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皆表现出摇摇欲坠之势，尤其是掌 控中世纪以来欧洲思想界话语权的天主教更是遭遇到了 空前的挑战。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大划时代的运动都将 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 封建势力的心脏——— 罗马教廷，各国、各地 的农民、市民、新贵族 和小资产阶级也纷纷 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反 教会抗争。在此历史背 景下，左支右绌的罗马 教廷不得不花费巨大 的精力笼络、培植起一批博学广识，且充满宗教热情的传 教士分赴亚洲、南美和非洲宣扬天主教义，借以扩大天主 教会在东方世界的影响，与异军突起的基督新教争夺信 徒，进而延续自身的历史生命力。因此，1534年，由西班牙 贵族罗耀拉创立的，以效忠教皇和天主教为使命的耶稣会 应运而生，而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利玛窦等人就是这支新 “十字军”中的一员。可见，在这群高级知识分子身上，除了 渊博的学识外，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且这种宗教色彩恰 恰是西方中世纪没落、衰败的回光返照。
　　阐明16世纪末来华传教士的身份性质是很有必要 的。因为，有一部分学者曾相信，如果当时明朝的政府和 士大夫集团能够正视这些传教士翻译、传播的西洋科技， 将目光由“远西奇器”转移到自然科学理论上，那么，中国 的近代化可能会来得更快，传统社会的转型可能会更顺 利。这种观点无异于缘木求鱼：让出身反近代文明之渊 薮———天主教会的传教士向16世纪中国的封建政府传播 近代科学，加速其近代化，“岂非是真的相信圣诞老人会送 礼物来？”所以，对不远万里西来中国的利玛窦等人身份性 质的掌握，是正确、合理评价16世纪末中西文化接触的基 本立足点。
　　再者，了解利玛窦等人的身份性质之后，也有利于理 解他们此行真正的目的还是在于传教。据与这些传教士交 往过密的明代重臣徐光启的回忆，利玛窦为他描绘出一幅 在天主教会统治下西欧社会的“绚丽画卷”：“大小相恤，上下 相安，路不拾遗，夜不闭关，其久安长治如此。”这显然是利玛 窦等人为拉拢明朝上层士大夫而撒下的弥天大谎，目的就是 为了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再尽可能多地招募新教民。 西学东渐当然，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们也确实为16 世纪末叶的中国带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科技春风，而且所 涵盖的门类也比较广泛。具体而言，在数理上，利玛窦与徐 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公理化见长的《几 何原本》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几何学的严谨性，仅从其翻译的 几何术语来看，如点、线、面、直角、锐角、平行线、体积、比例 等都精准恰当，沿用至今，并直接影响到日本和朝鲜的学 界。后来，利玛窦在北京逝世，明政府特旨在阜成门外赠地 予葬，有人不解：“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利 子（对利玛窦的尊称）乎？”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慨然答 道：“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 可见，时人对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的价值有着深刻的认 识和推崇。
　　另外，在物理方面，德国人熊三拔所译《泰西水法》3卷 促成了徐光启《农政全书》水利专章的相对完备；瑞士人邓 玉函与中国学者王徵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3卷，介绍了 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等重要的物理学原理，以及简单的机 械制造法；而德国人汤若望则通过所著《远镜说》，首次将西 洋的光学原理传入中国。
　　在地理方面，利玛窦与李之藻合作绘制出了著名的《坤 舆万国全图》，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由本土、东非、北非及西 欧扩大到了南非、南北美洲和南极洲，并使之拥有了东西半 球和寒温热五带划分的概念。至此，“地圆之说，直到利氏 东来，而始知之。”
　　历法方面，利玛窦、汤若望等人还相继赞襄徐光启和李 之藻，运用比较精密的数学知识和天文仪器，编纂完成《崇 祯历法》。此书一出，远较当时流行的《大统历》及《回回历》 精准，邀誉无数，至今我国沿用的农历依然遵从此历法。
　　武器军火制造，一直是明政府对传教士最为期许的内 容，崇祯帝曾亲下谕旨，要求汤若望监造五百门钢炮御敌平 叛，而向来在东北战场战无不胜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也正 是丧命于这种先进的红夷大炮。除了对实战的供应，汤若 望还与焦勖合作著《则克录》，对火炮的构造、火药的成分、 炮台的建筑、炮兵的训练等方面多有系统的论述，不失为一 部难得的军事理论专著。
　　综上可见，这批西洋传教士的确在客观上推动了16世 纪末中国的科技进步，扩展了时人的眼界，让古老的东方对 遥远的西方有了一次朦胧的触碰。不过，他们的局限 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所传播的科学层次上，这 批传教士仅仅是停留在西方古典的静力学体系中，对 于哥白尼的“日心说”、伽利略的物理学，开普敦的“行 星三大定律”等在近代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动力学体系 成就则无不缄口沉默。即便是他们自己所译的“落后” 的科学著作，也多有保留：《几何原本》只翻译了15卷中的 前6卷，利玛窦就百般推脱不愿再译，致使这部巨著在200 余年后才由清末数学家李善兰翻译完全；两万余字的《泰西 水法》，熊三拔“足足”用了2年的时间来翻译。至于达·芬 奇、丢勒、马基雅维利这样欧洲人文主义巨匠，传教士们更 是讳莫如深，深怕引起中国人对天主教义的质疑。总之，利 玛窦等人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必然制约他们所传播的“西 学”不是最完整、最先进的“西学”，与推动中国近代化及传 统社会转型基本无涉。所以，作用有限，评价不宜过崇。 东西碰撞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往往是互动的，既出于好奇，也出 于比较与利用，甚至是征服。利玛窦等人在传播西洋天主教 文化的同时，也积极地把中国古老而独特的东方文明译介 给西方世界，“利子尝将中国四书译以西文，寄回本国之人 读之”。此间，利玛窦曾编写了《中意葡字典》和《中国文法》， 供欧洲有志之士学习汉语。直到临死之前，他还要求助手金 尼阁将自己平时的手札、书信、日记汇总整理，带回罗马教 廷。1615年，这部内容翔实、篇帙宏大的遗作，以《利玛窦日 记》之名刊行欧洲，向欧洲人广泛地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风俗，也为为日后欧洲伟大思想家如莱布尼茨、 伏尔泰、歌德等人的 成长提供了特别的 精神养料。
　　值得注意的是， 利玛窦等人大规模 地向罗马教廷译介 中国文化，实际上就 是为了推动天主教 在中国如何更好地 开展传教而提供情报。他们相信，天主教要想在文化上独树 一帜的中国传教，争取新的教民，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尊重 东方固有的礼仪教化；否则，一味强调天主教的一尊性、排 他性，只会劳而无功。譬如，利玛窦初到中国时，为了尽早融 入中国文化，学习汉语自不待言，还勇敢地脱下了教士服换 上了僧服；当得知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时，他 又毫不犹豫地换上了儒士服。仅从服饰的几经变换来看，耶 稣会传教士们为了植根中国确是煞费苦心。
　　可惜，利玛窦等人灵活的传教理念遭到了罗马教廷的 坚决否定。教会的大佬们顽固地坚守天主教一尊思想，反对 在华教徒祭孔、祭祖，甚至是参加科举考试。再加上，17世 纪中期以后，明清政权嬗替时的巨大社会动荡，致使这批早 期传教士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苦心经营的传教平台损毁殆 尽。进入清王朝统治时期，封建专制集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 程度，又厉行“闭关锁国”政策，天主教遭到了清帝的严厉封 杀，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西文化接触和交流亦为之停顿了 近一个世纪。
　　当1840年隆隆的炮声再次叩响中国的大门时，接踵而 来的是强势的西方文化对古老文明压倒性地输入，中国传 统文化的近代转型进入了苦难的阵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