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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8日，北京大学儒藏学术研讨会与会部分学者专家合影


　　17世纪，耶稣会士将儒教传入欧 洲。《四书》第一个翻译文稿是1593年 由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翻译成拉丁语的。当初的手写本，如今 已经遗失。不过在1662年，由意大利耶 稣会会士殷铎泽（ 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和葡萄牙耶稣会会士郭纳 爵（ Ignatius da Costa，1599-1666）合作 用拉丁语正式译成此书并印刷出版。 之后，在18世纪和19世纪，越来越多的 典籍被西方传教士翻译介绍到欧洲。 为什么会是传教士呢？因为那个时期 到中国来的欧洲人中，只有他们在努 力地理解中国文化，原因很简单：是传 教布道的热忱。启蒙运动时期充满哲 学氛围的欧洲在传教士之后都热衷中 国文化，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一开始 就定位在宗教层面上。因此，最初的西 方思想界经常提出的问题就是想了解 儒教是自然神论还是无神论。比如，对 于加尔文派的培尔( Pierre Bayle，1647－ 1706)来说，儒教无疑是属于无神论的。 而对于莱布尼茨（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 －1716）———这位汉字的 仰慕者而言，儒教却是属于自然神论 的。无论怎样，这个问题是一个典型的 西方问题，它的提出一开始就是基于 神学的思维传统。在中国，这样的争论 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构建在理性思考 基础上的儒教与神学没有任何关联。 然而中国的理论是在长期进行占卜活 动中逐渐形成，是在我称之为替代了 神学的“占卜学”的古代思想中成形 的。这种占卜学是在阴阳、五行和乾坤 的宇宙学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的思 想家典籍中，后者替代了西洋思维构 造的形而上学。这一传统最早的典籍 是《三易》，其中前两种已经失传，第三 种《周易》遂成为儒经最重要的著作。 在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没有一部书 像《周易》这样被阅读、研究和一再修 订，《周易》就如同欧洲传统中的《圣 经》一样。
　　正是这种以占卜学为核心的内容 将中国思想置于同人类其他重要文 化哲学完全不同的道路，比如，印度 文化、欧洲文化、阿拉伯－穆斯林文 化，这些文化一开始就都建立在神学 的基础上。在中国并不是因为宗教消 亡了，相反，道教和佛教的繁荣发展， 无疑是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所致。但 是在儒教中，已丧失了形而上的一 面，只保留了社会学的一面。宗教行 为被缩减到一些礼仪形式上，如：祭 祖、婚嫁、丧葬和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时令节气。在生活中，行为举止受到 礼仪规范，这是社会秩序的需要。礼 仪中的宗教含义消失，尽管有由其社 会意义的增强作为补偿，但是对于充 满神学思想的传教士而言，这些仍然 是难以理解的。由此引发的礼仪之 争，纯粹是文化差异的表现，这一差 异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区分开来。
　　因此，不仅在社会实践方面，在 人与宇宙的观念方面，中国思想家也 与西方思想家大相异趣，有着完全不 同的路向。启蒙运动后，西方思想家 不再对中国感兴趣，因为鸦片战争后 中国的衰落被认为在现代化发展上 难有出路。然而，1978年以来在新的 目标推动下，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显 示了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中国的文化 能力。与此同时，面对后现代化的挑战，西 方反而表现出无能为力，如全球环境的破 坏、富国与穷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扩大、核 武器扩散、不同种族之间的地区冲突增 多。曾经带给世界完美的人权思想的西方 人文主义面对近代社会以降的挑战，迄今 无法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那么，为什么 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 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 想、“远神近人”所倡导的拒绝宗教的完整 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 呢？可能还应该使儒教精神在当今世界诸 多问题的清晰追问中重新被认识。依我之 见，《儒藏》的重要意义是给当代思想家从 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思潮中汲取精神遗产 的一个平行通道。我希望这不仅针对中国 的当代思想家，同样也针对世界思想家。 我要指出，20世纪下半叶代表西方最高汉 学研究水平的著名学者李约瑟，正是他将 中国的科学思想收集并使之成为世界科 学文化的一部分。《儒藏》的出版或许也可 将中国人文主义汇集并成为后现代全球 人文主义的组成部分，就像李约瑟所说的 那样：“潮宗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