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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季羡林教授 王天天 摄


　　二
季先生做人谦虚低调，做学问却高难度、高 标准。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在语言学、文化学、 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比较文学和散文创作方 面都是卓有建树的，但季先生更宝贵的地方还不 仅在他的治学空间平面的宽广，而且是他在80年 的治学生活中时时注意治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永 远用鲜活的学术思想指导治学不断登高望远，不 断理论创新。
　　关于季先生的学术贡献，学界已有许多总 结，大都强调他空间范围博大之一面，我个人体 会还有他随着时间的历史发展不断深化和实用 化的一面，这就是拾阶而上，永创新论的特点，具 体可分为六大阶段。第一阶段，大、小语言的学习 及语言学研究。季先生早年留德，主要学习、研究 印度古代语言梵语、巴利语和吐罗语，这是他专 攻语言学微观研究的第一阶段，其中亮点是对保 存在东方西域却带有印欧语系西语组特征的吐 火罗语有深入研究。第二阶段，诗、剧翻译及再创 造研究。季先生进入中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反 右”、“大跃进”、“文革”等频繁政治运动期，但他 能在受冲击、蹲“牛棚”、当工友时忙里偷闲，翻译 大量梵语著作和德、英两国经典，其中印度长篇 史诗《罗摩衍那》和经典长篇历史名剧《沙恭达 罗》是季先生翻译的代表作。在翻译中他又伴随 着语文释读等研究成果，这是他微观研究的第二 阶段。第三阶段，以考据事实为载体的中外文化 交流史论。他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是研究古 代中国及西域各国和印度等南亚诸国文化交流 关系的力作。1986年开始他集一人之力潜心研究 十年完成的《糖史》，更把国际文化交流的视野扩 大到了亚、欧、非、美四洲。它们是季先生由微观 语言、翻译研究走向文化交流中观研究的标志性 成果。第四阶段，文学创作与文学比较的结合。这 也是季先生从中年开始铺垫挖掘，到中老年进入 勤奋淘金阶段的亮点。他的《留德十年》和《牛棚 杂议》两本记传体的文学名著，几乎让全国文学 爱好者手不释卷。他的六本散文集被文学界看作 是学者散文成就的高峰。他的比较文学和民间文 学的著作也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中老年 文学的高峰仍属季先生治学的中观阶段。第五阶 段，东方文化理论的创新。季先生年过八旬后，又 登上了治学的新高峰，他把自己的治学视野由中 观攀上了宏观，特别是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 时，也在深入思考并建构东西方文化的理论体 系，提出来了“世界四大文化圈”的理论，提出了 东西方文化在世界成为主流的“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的交替称雄，并且21世纪的世界是以 中国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的世纪，进而提出了 “送去主义”的观点。尽管少数人对季先生某些观 点有商榷，但季先生的整体东方文化理论无疑给 了正在跨世纪改革开放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理 论信心和精神鼓舞。第六阶段，大国学理论的构 建。晚年的最后七年是季先生治学攀上顶峰“会 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宏观大论阶段，他作为 国家的《四库全书存有丛书》的总编纂后，总结中 国历史上丰厚的传统文化精华，结合现当代中国 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开 始构建大国学的理论体系。尤其是温家宝总理连 续5次去医院拜访时，季先生谈大的关于“中国和 文化内核”、“人与内心的和谐”等真知灼见，堪称 大国学的精髓。
　　综上所述，季先生80年治学生涯，每一学点 都有亮点，可概括为“三观（微观、中观、宏观）六 段”，每一“观”的跨越，每一“段”的提升，他都有 创新之论回报社会，可以说季先生是生命不止， 治学不辍，创新不停。
三
季先生低调做人，高严治学，但他还有一生 中辉煌的另一面，那就是心地善良，不仅乐善好 施（比如捐款百万元设助学金，向四川汶川灾区 捐赠20万元等），而且长期关心爱护青年，乐于奖 掖后学，因此才有了他桃李满天下，“粉丝”遍五 洲。
　　奖掖后学的主要事迹是季先生对他指导的 博士生硕士生的严格要求，真诚爱护。
　　1986年我刚分到东语系，系领导要我负责全 系研究生的学术活动，那时全系只有40多名研究 生，其中只有一名博士生，就是季先生指导的王 邦维同学，我到博士生宿舍里去找他，让给全系 研究生师弟师妹们作一场治学经验的报告。作报 告时王邦维对所从事的南亚佛学如数家珍，他讲 了季先生教他写论文的方法以及研究语系和佛 教文化的关系，研究生们很受启发，后来季先生 还表扬了我们的这场学术活动。1987年7月，王邦 维博士答辩会，他写的是南亚某位佛教名人的考 据，一大厚本书，东语系管研究生的领导是李谋 副主任，我是博士答辩会的秘书，记得我跟着李 谋主任为东语系历史上第一次这场博士答辩会 做了精心准备，季先生作为导师也多次鼓励我把 这场答辩会服务好。答辩主席是哲学家任继愈， 答辩委员有史学家周一良等。在季先生的关怀和 鼓励下，我们东语系从零开始地成功举行这次答 辩会，王邦维全票通过。答辩会后午宴上，季先生 还表扬了我做秘书文笔快，并且催促王邦维赶快 拍电报（那时还没手机）向四川的爱人报喜，使我 看到了广施恩爱给青年的季先生。
　　之后不久，王邦维1988年当了副教授，1992 年当了教授，1995年当了博导，后又任东语系系 主任，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等，这固然有邦维兄自 己的勤奋和才气，但与季先生的提携、奖掖也是 分不开的。
　　季先生对我本人的关怀、鼓舞、奖掖也历历 在目。
　　1998年季先生推荐我加入中国语言学会。 1989年春天，我和中文系耿振生博士组建北大青 年语言学会，邀请季先生参加开幕式并讲话，他 当时可以用日理万机形容，但仍欣然答应并讲 话，给了北大中文、外语等青年教师和博士硕士 生们以巨大鼓舞。1996年度我晋升为东语系的教 授，1998年成为东语系最年轻的博导，正为此沾 沾自喜时，李玉洁老师告诉我这两个头衔的取得 都是事先征求了季先生的意见而得到了季先生 的首肯的。为此我心存感激，可季先生再见面时 只是祝贺我而从不谈背后提携我的事。
　　1999年7月14日，季先生为我的《东方文化与 东亚民族》一书亲笔写了6页序言，后来听李玉洁 老师说季先生用了整整一上午写的，这篇序言的 大部分内容以“学问中没有捷径”为题收在季先 生日后出版的《忆往述怀·随想录》畅销书里，他 在序言中说：“‘我老年忽然少年狂’，侈谈东西文 化的区别及其对人类生存前途的关系。这已经接 近哲学思考，是我原来所不愿谈的。‘怪论’一出， 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我细读赵杰的文章， 他属于后者。古语云：‘惺惺惜惺惺’，我在窃喜之 余，还是决定写几句话。”这段话的历史背景是， 90年代有人对季先生关于东西文化的“河东河西 论”有批评有商榷，我在1999年6月12日的《人民 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东方文化理论反思》的论 文，强调季先生的“河东河西”不是机械循环论， 而是两点论中的重点论，李玉洁老师跟我说，他 给季先生读《人民日报》该文时有意不读作者名 字，读完后让季先生猜，季先生居然猜出了是赵 杰写的。季先生把我这个不是他的学生的晚辈比 作与他的关系是“惺惺惜惺惺，”这是才疏学浅的 我实在不敢当的，但季先生仍然在序言中给予鼓 励地说：“赵杰教授在本书中多次谈到要繁荣蒙 古大学，满族学和韩国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 个人认为，意见都是切中肯綮的。”并在长篇序言 的结尾鼓励所有青年学人：“古时欧几里德对一 位皇帝说：‘几何学中没有御道’。我现在移赠青 年学者：学问中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努力攀 登，才能达到科学的顶巅。”
　　2000年4月，挂靠外国语学院的北大语言学 所成立，我任所长，请季先生作名誉所长，他仍然 应允，并作了长面书面讲话。2002年，我援疆任石 河子大学副校长时成立西域民族文化研究院兼 院长，请季先生当名誉院长，他又答应，以此支持 我的工作，并在北大家中接待了石河子大学几位 领导，讲西域民族研究对我国民族团结和长治久 安的重要性，之后又带着受伤的手亲笔题名“西 域民族文化研究院”，我把墨宝带回新疆，这个题 字碑至今仍树立在天下脚下的石大校园。
　　2002年夏天，我最后一次在北大朗润园13号 楼一层见季先生，汇报北大支援石河子大学及西 域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情况，季先生和我在他的南 房卧室里还合了影，仍然鼓励我把在新疆的工作 做好，为北大和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争光。他和李 玉洁老师把我送出13号楼，送到朗润园甬道上， 我依依不舍回头望去，见90多岁的季先生和70岁 的李老师都已白发满头，只是李老师头发更厚 些，仍然像50年前北大校花时那样漂亮，季先生 瘦削的脸颊仍然不减70年前在德国穿博士服时 的英俊，我已走得挺远了，他俩还站在那谈笑风 生关心着我，这成了我来北大30年来吸目最深的 一道燕园风景线，谁知这居然竟成了我与季先生 的永别之幕！
　　之后的一两年，季先生因病住进了解放军总 医院，但仍然关心我在新疆完成的北大对口支援 石大的工程，他不能起床，又托李玉洁老师把6本 散文集送到南楼大门亲自转交给我再送石大，李 老师还转告季先生对我工作的支持，同时也表示 了对我语言学专业荒淡的担心！这成了季先生对 我的最后遗嘱，也是关心到了我最需要指点迷津 的叉路之处。季先生，您对后学的关怀、爱护、宽 容、奖掖实在是天下无双啊！
　　季先生永唱低调，永创新论，永掖后学，三足 鼎力，构成了季羡林精神的三大支柱。
　　（作者为北大外语学院教授、北方民族大学 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