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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故居 前，有一组简朴的石桌凳。1946 年8 月6 日，一个雨后初晴的下 午，毛泽东在这里接受了美国记 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 1970）的采访，那段“一切反动 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由此 传遍世界。光阴整整逝去63 年， 当你来到这里，坐到树下的石凳 上，再次听到那些熟悉的往事， 不用刻意体味，纷繁的思绪便不由奔涌而来。
　　贫瘠的黄土高坡，简陋的窑洞、煤油灯，普通的石桌 石凳，为什么具有如此的魅力，不仅如磁铁般吸引着全国 各地的进步青年，还吸引了一个个来自异国的新闻记者？ 不只是斯特朗，还有埃德加·斯诺（1905—1972）和艾格妮 丝·史沫特莱（1892—1950）（他们三人因为姓氏的英文字 母都以 S为首，曾被简称为“三 S”）。三位原本普普通通的 美国记者之所以闻名于世，都与他们当年对革命堡垒陕 北的采访报道活动有关。
　　最著名的当属斯诺，他的一生与中国现、当代史有着 不解之缘。1936 年6 月至10 月,他首次探访“红色中国”， 在陕北进行了实地考察。斯诺当年采访时，周恩来曾亲自 为他拟定了一张为期92 天的考察苏区日程表，并对他 说，“我们相信你能够讲真话”。斯诺同毛泽东、周恩来等 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深入红军战士和老百姓当中， 作广泛深入的采访调查。根据考察所掌握的大量资料和 照片，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后译为《西行漫记》）的写 作。这本书首次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帮助中国共 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也为西方国家打 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后来多次再版、轰动天下，被称 为20 世纪美国记者写的最伟大的报告文学。
　　史沫特莱1929 年以《法兰克福报》特派记者身份来 到中国，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文化运动，与宋庆龄、鲁迅 等人建立了亲密友谊。1937 年1 月初，她到延安做为期七 个多月的采访，是继埃德加·斯诺之后到红色中国采访的 第二位美国记者。她曾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 人进行多次交谈，完成了很多宣传介绍中国革命的著作 《中国的战歌》、《中国红军在前进》、《中国人民的命运》 等，并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采访朱德，后来创作了《伟大 的道路― ― 朱德的生平和时代》。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史 沫特莱曾每晚在张学良的司令部对外进行40 分钟的英 语广播，报道事态的发展及相关情况，一时间成了国际知 名人物。
　　斯特朗一生六次访问中国，都是在中国革命的紧要 关头。抗日战争中，她两次来华，访问八路军总部，了解国 共合作。她曾与周恩来多次彻夜长谈，获得大量真实资 料。“皖南事变”发生后，在国民党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 下，斯诺首先把真相捅到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斯特朗设 法将从周恩来那里获得的资料公之于世，详细阐述了皖南 冲突、国共冲突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些冲突的真正制造者。 斯诺的消息和斯特朗材料的佐证，像一颗颗重型炸弹，驱散 迷雾，使真相大白天下。1946 年，斯特朗与毛泽东在杨家岭 窑洞前这个石桌旁的那篇著名谈话一经公开，立刻传遍天 下，给许许多多正在寻求民族解放的弱国人民带来意想不 到的巨大精神力量，成为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名言。
　　先后来延安的三位美国记者，都是不肯轻易相信已有 的传言和官方的宣传，凭着新闻记者的职业素养和敏感， 为寻找、探究事实的真相，来到偏远的西北高原。斯诺带着 巨大的疑问“红军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已经被封锁 了九年”，“已成为一个神秘的谜”。史沫特莱来延安之前已 从报纸上读到过成百上千的有关朱德是赤匪头子、杀人犯 等等“人们编织的传说”。而在陕北他们却看到这样的真实 情景：斯诺当时给妻子海伦的信中描述延安的状况：毛泽 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着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 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绒绳系着断了腿 的眼镜。“生活条件差，食物简单，还有臭虫……”但“空气 中闪烁着智慧的火花……”斯特朗到延安访问后感叹：党 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里，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 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 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史沫特莱看到 的朱德与传说完全不同，那是一个“单纯、亲切、平易 近人”、“眼睛闪烁着智慧之光、深邃而富有观察力” 的人。由此，记者们找到了在国统区无法找到的答 案，看到了共产党人的一种伟大精神力量，斯诺称其 为“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他们通过眼观、耳听、笔录，把自己所了解到的 真实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人呈现给世人，以客 观评价向世界做出公正报道：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 救国、民族独立的大旗，率领人民进行着坚苦卓绝的 斗争。延安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的革命圣地， 是中国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和坚强堡垒。正如斯诺 自己所说，“在我的报道发出之前，在世界各国，恐怕 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和更混乱的传说 了。就是中国人自己也完全不知道。”记者们的真实 报道和广泛传播，进一步扩大 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使更多 的爱国青年、志士仁人、国际主 义者涌向陕北，甘愿为一种崇 高的信念而奋斗甚至牺牲。“到 延安去！”成为当时一代有志青 年最强烈的心灵呼唤和精神追 求。这是真相披露后产生的无 可比拟的力量。
　　此外，当时中国共产党能 够坦诚的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主动建立与外界沟通的桥 梁，说明党已经充分认识到新闻报道的巨大作用。延安清 凉山上的新闻纪念馆，是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在 1937—1947 年期间，这里是中共中央领导的新闻出版机 关的所在地。纪念馆陈列的大量历史照片和文物，再现了 当年中央党报委员会、《解放》周刊、新华通讯社、《解放日 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和中央印刷厂等 单位艰苦创业的历史。昏暗的窑洞、煤油灯，简陋的印刷机， 粗糙暗黄的纸张，布满各样修改痕迹的文稿，一切都在默默 诉说着新中国第一代新闻人的职业信仰和精神追求，他们 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最近读到一位新闻界前辈的一段话，“做一个能功垂 千秋的人民新闻工作者，必须有三真:报真事，说真话，为 真理。这三真不是空口说白话，而必须在新闻工作实践的 风雨、风险乃至生死考验中，才能锻炼成钢。”吸引斯诺、史 沫特莱、斯特朗的正是“报真事，说真话，为真理”，为此，他 们可以不顾环境的艰苦、生活的不便、外界的歪曲和误解， 他们可以抛开政治偏见和党派色彩，跳出主流舆论的拘 囿。也正因如此，才使他们的作品得以传世。“报真事，说真 话，为真理”，当是一个新闻人恪守的基本准则，否则难以 取信于人，立足于世。对此，不管是斯诺、斯特朗们，还是清 凉山上的新闻前辈们，都已深谙其中真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