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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9日下午9时，韩德培老师驾鹤西去。消息传来，令人震惊，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但想到5月26日下午4时去医院看他的情景——他已不省人事，觉得消息不会虚假，悲痛突然袭来，心情无比沉重。
    韩老师走了，但韩老师仍然活在我的心中，他的高尚情操和感人事迹一一浮上心头。
    在武汉大学读本科时，我是韩老师的学生。1979年武汉大学法律系恢复后，韩老师是法律系主任，我是系副主任。韩老师的高风亮节和感人事迹，不少为我所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韩老师热爱法学事业，不计个人得失，全心全意投入工作。1957年韩老师受到不公正待遇，历经坎坷。1979年改正后，担任法律系主任。他受命后把过去所受的委屈置之度外，一心扑在工作上。学校宣布恢复法律系时在8月下旬，天气比较炎热。恢复法律系，需要图书资料，可当时什么也没有。为了收集图书资料，他带领当时仅有的几位老师，到老图书馆书库内寻找法律图书。法律外文图书，因为无人阅读，都捆了起来，积满灰尘。书库内很热，个个汗流浃背。韩老师当时已近70高龄，不顾挥汗如雨，翻检一捆一捆积满灰尘的法律图书。每找到一本有用的图书，便向大家告捷，言语中充满胜利的喜悦。经过几天的努力，检出一批老法律图书，很快成立了法律系资料室。韩老师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让当时的资料室工作人员大为赞赏：您能想像吗？这样老资格的教授干起又苦又累的活会那样卖力！韩老师曾一再表示自己虽然老了，但一定要好好工作，把失去的时光抢回来。他常用“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诗句表达自己的心声，在老图书馆搜求图书资料的事迹，正是他所表达心声的诗句的生动表现。
    韩老师爱惜人才，爱护学生，心胸宽广，光明磊落，这种思想境界在晋升教师职称上表现十分明显。我和何华辉同志、张泉林同志都是韩老师的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都是青年教师，讲课很受学生欢迎，被誉为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
    1956年提职称时，在法律系主任韩老师的主持下，我由助教晋升为讲师，工资连升三级。1983年在韩老师主持下，我由1979年的副教授被晋升为教授。何华辉同志业务能力很强，韩老师慧眼识珠，将他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张尔林同志不久也得到晋升。随后，我们都成为各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深深感到我们的成长都离不开韩老师的爱护和扶持。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韩老师对待某教师职称的晋升。某教师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有过伤害韩老师的言论，韩老师曾经和我谈及。1983年研究提升某教师的职称，韩老师二话没说，完全支持，某教师的副教授职称也就顺利解决。事后韩老师曾对我说：反右斗争时，某某虽然说了不该说的话，但那不是他个人的问题，是当时的形势嘛！心胸开阔，大度容人，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多么高尚！观其行，闻其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韩老师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不跟风，不惟上，为了坚持真理，虽冒一定的风险在所不顾。1983年中国法学会在北京开会，韩老师和我一起参加。会议的主题是清除精神污染，会上列出属于精神污染的法学观点有无罪推定，并说无罪推定是资产阶级法学观点。韩老师颇不以为然，对之提出了有条有理的批评。他指出：无罪推定，严格说应为无罪假定，是在证据未能证明被告人有罪之前，假定他是无罪的，以避免先入为主，造成错判；并不是认为他就是无罪的。如果有罪证据确凿，经过法院审理，自然会作出有罪判决，怎么能说是精神污染呢？至于说是资产阶级法学观点也不确切。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采用无罪推定，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总不能说是资产阶级观点吧！韩老师的发言在小组内得到普遍支持。这一事实充分表现了他不跟风、不惟上、甘冒风险、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现在无罪推定已在刑事诉讼法中作了规定，事实证明韩老师坚持的观点完全正确。据说有位老师事前写了一篇肯定无罪推定的论文，清除精神污染之风一起，他马上向有关方面“自首”。相比之下，韩老师的精神是多么可贵啊！
    我在韩老师身边工作多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他的高尚情操和感人事迹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的为人处世是我终身学习的榜样，也是人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