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日本东京 日本东京 陈丽丽 陈丽丽 摄 摄


高二的暑假，爸妈圈定了日本作为一年一度的家庭旅游地，惨淡的期末考之后，我没心没肺地跟着爸妈飞去了日本。
那个年代，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买买买的欲望，每天闲散地看着浓缩的景点，喜欢漫无目的地游荡在街道，周围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行人，但是你一眼能分辨出日本人，那些化着精致淡妆的少女、穿着休闲西服的男士，感觉自己像走在了日剧的画面里。不过印象很深的是，街道没有垃圾箱，但是路上却没有垃圾，更没有人随地扔垃圾，每星期都有专门收垃圾的车回收垃圾。这样的干净和闲适，让人觉得十分惬意。
一天清晨，爸爸拉我起来跑步，道路两旁是新栽的低矮的乔木苗，树上趴着一只知了，我很轻松地捏住了它，一脸吃惊地看向爸爸：“这儿的知了这么好抓，完全没防备啊。”“那说明日本人对动物保护得好，快放回去。”我依照爸爸的话，把知了轻轻地放在原来它趴的位置，结果它一动不动，又开始震动发声了，“嘿，这知了有点傻，被抓过一次了还不知道跑”。
那天街上没多少行人，除了药店也没几家开门的店，安安静静的小街道、低矮架起的电线，生活的体验更浓了。远远看见前面一位晨跑的老人在原地踏步了好一会儿，等绿灯亮了他才跑远，当我们走到这个人行横道才发现这条人行横道只有一米长，我和爸爸都不说话了，我猜我俩当时都在扪心自问：如果在中国有一条一米长可以一步跨过的人行横道，倘若正巧赶上红灯，我们会等么？
记得我不止一次在过马路的时候听到路人打趣到：“‘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一边说着一边经过我的身边，那时候穿校服的我心里想着：我代表学校啊，我不能走，他们好像回头笑我，好尴尬，等一会儿到了绿灯，赶忙儿快走几步融入人群。
越长大越知道这无关乎尴尬，这是基本的素质，破窗效应下一个人破坏了培育素质的环境，才会给年轻人以“尴尬”的窘境。不过在以严谨和高素质著称的日本，红绿灯设置还是很人性化的，车流量不大的地方，斑马线两头会安装有“步行者按钮”。有急事的行人或者残障人士只需要按一下按钮，红灯时间会自动缩短，尽快亮起绿灯。为了照顾盲人，红绿灯上会装喇叭，绿灯闪烁时会发出类似布谷鸟的叫声来提醒。理性和感性就这样在红绿灯上体现出来，我想，这大概也是我喜欢日本的一个原因吧。
在小街道里穿来穿去走得远了，想返程时才发现“误入藕花深处”。看到一位老爷爷急忙迎上前去，他看了我们写的地址，告诉我们他不会说英语，可以带我们去。非常不好意思地跟着老爷爷转转绕绕走出小街道，到了大路找回了方向感谢过老爷爷，目送他反方向走了好远才往酒店走。
看见了京都精巧的金阁寺、体验了台风天富士山下的风雨硫磺、甚至连高速路上小店里的印章都收集了，但脑子里时常回忆起那天清晨遇到的人和事。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原来那一天早上遇到的全是老人，细细想来倒也不奇怪，日本的老龄化问题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越来越突出，与中国服务业一水儿的帅哥美女相比，日本机场的地勤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这给当时刚到日本的我一个很大的冲击。
从高二暑假到现在，我始终忘不了那个清晨，大概，所见的景色始终没有接触的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吧，他们严谨至极、认真有序。
今年暑假，2016年世界地理大会在北京成功举办，我负责引领下一届国际地理联合会主席冰山由纪夫（Himiyama Yukio）教授参加百年特别企划的专访。由纪夫教授准时出现在汇合点，一路上教授走得飞快，他说他经常锻炼，这是他的平均步速。“没记错的话，从我们这里（国家会议中心）走到地理所需要2000多步。”说着还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计步器，“秦大河院士经常邀请我去办公室聊天，我在中国有老朋友，非常喜欢中国。”和由纪夫教授一路有说有笑，很快到地方了，他对我眨了下眼睛：“我只会说一句中文，‘给我来一杯啤酒’”。而进入工作状态的教授严谨认真，让人肃然起敬。
上个月，北京论坛“世界文明中的巨型城市与区域协同发展”分论坛上，日本东京大学松原宏教授在报告中深度梳理了东京都市区的内部结构及城市结构转型、文化产业的地理集聚和产业组织，以及工业集聚的全球竞争力，提出未来应加强大都市区之间各产业之间的联系。茶歇的时候，我向松原宏教授请教了一个没太明白的点，他给予了非常详细和耐心的解答。散会后，他找到我并且特地用中文写下联系方式给我，让我受宠若惊。
高二从日本回来，没买护肤品更没买马桶盖倒是买了一块还不错的表，用到现在分秒不差，又陪伴我度过好几个期末考，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再看到它估计可以督促我少犯拖延症，做事有板有眼吧。
（作者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本报学生记者）